“在中国，做教师和做家长的，怎么能不读陶行知？”今年是陶行知诞辰130周年暨逝世75周年。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提出“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学校”等教育主张，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双减”政策颁布实施之际，家庭、学校和社会如何携手提升青少年儿童的生命价值，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话题和实践命题。10月16日，宝山区文旅局联手朵云书院，在上海中心52层“上海之巅”的书香里，以一场“教育即生活——今天我们如何做真教育”主题沙龙纪念陶行知，探讨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扬陶行知的精神和思想。

陶行知和上海宝山有很深的缘分。1914年，陶行知从宝山吴淞码头出海，赴美留学。1917年先生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蒋介石政府关闭，陶行知避居上海，后从上海逃亡日本，又于1931年春潜回上海，此后在上海开展教育、社会、文化活动，酝酿新的教育改革。

1932年5月至8月，陶行知的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申报》连载，讲述了敲钟工人通过庙产兴办工学团、造福乡民的故事，阐释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便是学校，生活便是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观点，并首次提出创办工学团的主张。他的设想后来在宝山大场乡村实现。

创造教育思想是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创造教育就是要培养创新精神、创造能力。“行知先生认为，‘小孩子有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至少经过50万年与环境适应斗争所获得而传下来之才能之精华’，又是需要经过后天的精心培养方能充分发展的。”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说。

“陶行知在基础教育界的影响比在高等教育界更大，其实先生留学回国最初一段教育经历是在大学，同样干得有声有色。”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杜成宪举了两个鲜为大众所知的例子：一是1918年陶行知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期间提出的《改良课程案》，该案计划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建议学生所学课程分为必修和任意选修两类，学生可以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跨学科），学生成绩以学分计算等。1920年课程方案获得通过。这一改革引领了中国大学课程改革的潮流，逐步为全国所接受，至今都是大学的基本教学管理制度。二是我们常用的“教学”一词的表达并非从来就有，而是陶行知第一次提出用“教学”表达“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共同活动”。陶行知有感于中国的学校普遍存在“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加强教、学的联系和突出学生学的地位。“教学”和“教授”一字之改，表达的理念截然不同。

周洪宇强调家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性。他认为，学校应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积极与家长沟通，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应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遏制以助推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校外教辅机构。

提及陶行知批评的“杀人的会考”，杜成宪提出，先生批评的是不合理的考试，而非考试本身。“今天仍然存在陶行知当年批评的情况，关键是要认真思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么考’这些问题。”

“陶行知反对‘杀人的会考’，但他倡导‘创造的考程’。创造的考程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就是今天我们有一套新的评价方式来评估学校、评估办学、评估教师、评估校长、评估学生。”周洪宇说。

陶行知认为，儿童的创造力不是教出来的，先要把对儿童的各种束缚解除掉，也就是他说的“解放”。所谓解放，不是让儿童跟着成人，而是成人加入小孩子的队伍，“陪着小孩子一起创造”。解放儿童的同时，教育者要提供营养，要培养良好习惯，要因材施教，要精心耕耘。作家吴斌荣讲述了自己作为教育观察员看到的教育者不同态度和言行对儿童发展造成的不同影响，“我听到一种声音，说在中国，做教师的怎么能不读陶行知？我想补充一点，做家长的也要读陶行知。”

“陶行知著名的‘六大解放’即，解放小孩子的大脑，使他能想；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小孩子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小孩子的嘴，使他能谈；解放小孩子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获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小孩子的时间，不把课程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有一些时间消化所学，并学一点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杜成宪说，如何做真教育，牵涉到对真教育的理解。“教育像农业，而不是工业，没有标准化的产品制造流程，而是要营造让一颗种子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环境。陶行知曾说，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教育可以通过启发、解放，发展儿童的创造力。所谓解放，就是做减法的教育。不要自以为是给孩子添加什么，而是减去、解除对孩子的种种束缚，这样的教育是陶行知当时追求的，依然值得今天的教育者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