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想写文庙的故事，是因为前段时间在工作中采访了秦绍德老师。秦老师曾在黄浦区原南市区生活，并度过学生时光。当儿时居住在西仓桥街的他，将童年生活和小学记忆向我娓娓道来时，作为记者的我也好、作为土生土长上海人的我也好，心中关于南市区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因为这片老城厢也是我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拼图。而作为80后，我对南市的感受和秦老师那一辈又不一样，文庙以及周边的那段好吃好玩的街区，构筑起了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拼图。

文庙在上海的历史和建筑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它始建于元代，自1294年建成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也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一座祭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庙学合一的古建筑群。历史上，文庙曾经历过四次迁徙，位于文庙路和学宫街交界的现址移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占地超过11000平方米。

因为采访前要做功课，我查阅了不少史料，发现文庙历史上几次重获新生。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在文庙设指挥部，清军攻陷上海县城，文庙也被炮火所毁。1855年文庙在现址重建，内有棂星门、三顶桥、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魁星阁等建筑，以及放生池、荷花池等景点，但此后渐趋式微，逐步尘封在历史长河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款重修文庙，并将其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文庙又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政府拨款修葺和重建了一批建筑和景点，文庙初步恢复原貌。

1995年，根据上海市“以旧区改造为重点，以道路建设和旅游为先导”的发展战略，当时的南市区制定了关于文庙的修缮、开发的方案，采取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方法，在三年内赋予了文庙新生命。

而我，就是在这一时期与文庙结缘的。

大约是我10岁，20世纪90年代初，父母搬离了单位分配的位于田林的“鸳鸯楼”。父亲分到了一套位于南市区黄家阙路的房子，只有小小的9平方米面积，厨房还需要与邻居合用，它成了我的新家。于是，我开始了每周一到周五住在永嘉路外公外婆家、周末回黄家阙路自己家的生活。

说到这个家，面积小，且在当时要低于上海人均居住水平（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有数十万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4平方米）。一开始我是不习惯的，不仅因为家里空间狭小，还因为周围环境不太干净，走出家门就能闻到鱼腥味，弄堂里垃圾随处可见，最初的日子有点难。但诸多不便随着我发现文庙而被渐渐淡忘。在老上海人的话语里，把寺或庙旁边的小马路叫作“庙弄”，庙弄里有小吃有玩具，是孩子们的天堂。在我搬到南市区不久后，一次和父母买菜的经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所爱的东西，会那么集中地出现在一条路上。

当时和文庙沿街菜场无缝衔接的，是那些餐饮铺子，锅贴、生煎馒头、小笼、鸡鸭粉丝汤应有尽有。最让人流连忘返的还要算喜蛋。喜蛋用的是半孵化的鸡蛋，蛋壳里有蛋液，也有初具雏形的小鸡，用烧茶叶蛋的手法煮成。买的时候，阿婆总会问一句：“要全喜还是半喜？”在那个年代里，吃上一个喜蛋，如同现在吃了一次牛排。

除了吃，融合了玩具街和花鸟市场的文庙路，对十来岁的孩子更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当时，文庙路两旁满是玩具摊位，常常是在一大块布往地上一摊，放上几十个变形金刚，就可以“开门营业”了，夹道走过甚是壮观。

文庙玩具的一大优势是价格低廉，记得当时在市百一店卖150元的变形金刚“六面兽”，在文庙地摊只卖28元。当然，从玩具的质量和拿到学校同伙伴的交流中，我很快意识到这些玩具是高仿的，或者用那时的话来说，是“大兴”的。我还问过爸爸，这里卖“大兴货”，是不是和附近的大兴街有关系，想来真是有趣。

不过，即便玩具价格如此低廉，对于普通工薪阶层家长来说，也不能无限制地给孩子买。于是，父亲和我形成了一种默契——到一个摊位前，如果我想逗留，就会看看他，父亲便会和摊主天南地北地聊起来，聊到兴头上，还递上一支烟，而我，则“乖巧”地摆弄着地摊上的变形金刚，这时，倒是要感谢这些大兴玩具，大都没有包装，常常是在几分钟内，我就能研究出它们变形的奥妙之处。待一番探究完毕，我会拉拉爸爸的衣角，示意“可以走了”。这样，就算不花钱，也试玩了各种玩具。

属于孩子的快乐，令最初因新居空间狭小而产生的烦恼烟消云散，甚至，我还找到了不少“小”所带来的乐趣，例如按电视机上的频道按钮，不需要走上前，躺在床上稍稍挪动屁股，伸出脚用脚趾就可以；例如尽管厨房间是与邻居合用的，但邻居家阿姨爷叔不仅脾气好，总是让要上班的妈妈先用，烧的菜更是味道鲜美，现在想来颇有私房菜风格，还经常分给我们尝鲜。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三年，其间不时会有爸爸单位所在的上海医科大学的领导前来，了解居住条件较差员工家庭的生活状况，以至于我们9平方米的家在上医大小有名气——爸爸写的关于这间屋子的稿子登上过校报，一幅摄影作品还得了卫生系统的奖项。终于，在我快进入初中时，爸爸分到了新房，我们一家人重回徐汇，我和南市、黄家阙路、文庙，暂时告别。

对位于河南南路和中华路之间的文庙路的印象，就这样停留在了13岁。也因为贪玩，以至于对文庙路一左一右的少年宫和敬业中学都没什么印象。而人生的很多进程就是这样，当告别一片街区、一间老屋之后，总觉得不久之后就会回去，但往往很难得再有回去的机会了。我和文庙就是这样，一别二十多年。

采访秦绍德老师的经历，让我回想起了老城厢，决定探访文庙和老屋。但这需要勇气，我怕失望，担心文庙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为了让探访不显得尴尬和孤独，我叫上了9岁的儿子一起去，他和当时住在南市的我年龄差不多。

停好车后，首先去找黄家阙路的老宅子。经过翻新之后的弄堂给人的整体感觉不错，很容易找到了家的位置，走上曾经居住的二楼，来到“家”门口，却没了敲门的勇气。不知曾经一起隔用厨房间的阿姨爷叔还在吗？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我和儿子在楼道和弄堂里拍了些照片。看到小家伙觉得有些没劲，我提议：去文庙看看吧，那里有卖玩具。儿子顿时两眼放光。循着儿时的记忆，步行五分钟，文庙街，我回来啦。

其实这些年对于文庙周边的玩具一条街，我也略有耳闻，但令我没想到的是，踏足后，发现整条街鳞次栉比分布着不下十家模型手办店，俨然一个二次元文化圣地。原来，当年那些玩具摊位，正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生意。

儿子自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开口第一句话是：“爸爸，这里很像我们在秋叶原看到的店！”是啊，的确像，不仅满屋子塞满的模型手办盒子像，店内时不时走入一些身着短裙的女生或是满腹“宅文化”的男生，使店里充满时尚味，而店外是真正的上海老城厢。

如今网络购物如此便捷，为什么这些玩具店还有生意？

我觉得，逛实体店的乐趣，将一个个玩具橱窗看过来，听周围志同道合的人讨论，是刷手机界面无法比拟的。看到店内一位初中女生带着行李箱在逛，一旁还有她的哥哥和母亲，三人在商量着什么。听了一下，应该是想赶在暑假旅行离开上海前为朋友带礼物。“装在行李箱里，从上海带回的手办”，听上去就是诚意满满。

这两年，因为疫情关系，模型手办爱好者难以走出国门去购物，文庙玩具店变得愈加有存在价值，无论你喜欢龙珠还是火影，抑或是卡牌游戏，又或者是高达爱好者，在这里不仅能找到最新上市的产品，更能淘到很多已经绝版的中古二手物品。可以说，这条街或多或少已成为上海的二次元文化聚集地，给很多学生朋友提供了这个年龄段所需要的消费体验环境。

另外，文庙街玩具店里的物品，一如既往地遵循着几十年来的特点——价格亲民、明码标价。留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个店的角落里都会有快递盒，店主们都在开展线上线下同步经营，因此店内的价格和网购价格是一致的，绝不会“欺负”特意来实体店消费的客人。而和过去摆地摊时代不同的是，如今文庙的玩具店里，再也不卖“大兴”货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天的文庙玩具店内，除了销售还有创造。在靠近东面的名为“二次元问屋”店内，目光顺着一些罕见的绝版模型玩具望去，会看到橱窗尽头摆放着几件待上色的手办，它们是正在设计过程中的灰模。再将注意力从眼睛转到耳朵，两位年轻的店主正在商量模型设计和走向市场的种种规划，“下次漫展，我们要争取一个展位！让更多圈外人也能看到。”听了他们的话，心里暗自为中国原创玩具的未来叫好。再闲聊几句，原来这几位店主都是因为热爱而聚集到一起，最初他们为顾客修补损坏的模型手办，也会为有需要的顾客全世界找玩具，而近年来随着国漫崛起，他们开始研发属于自己的IP，并且努力破圈，尝试着让更多模型动漫圈外的人能感受到二次元文化的魅力。

我想，如果一旁文庙中倡导“有教无类”的孔子老人家能听到这番话，看到这些年轻人的作为，兴许会感到高兴吧！

写完这篇文章之际，正值文庙官方宣布从10月8日起闭园修缮。据悉，此次文庙改扩建项目，将在恢复文庙传统规制的基础上，建设成一处集学术研究、展览展示、文化教育、对外交流、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知识集散地标建筑。于是，赶在闭园修缮之前，我带着儿子再次走访了文庙。这次没有买玩具，而是将文庙从建筑到布景都欣赏了一遍。当天我们是唯一的参观者，但从孔子像后的许愿纸片来看，平日里来这儿祈愿、希望自己或孩子取得好成绩的人并不少。

“门票十元一张，小孩子免票。”手拿这张景点门票，走到中华路上，才想起要拍一张照。我对儿子说：“这张门票要珍藏着，直到文庙下次对外开放时，我们再带来合影。”这张颇有20世纪90年代设计感的门票，仿佛打破时空，连接起了我和文庙的曾经与现在。

希望闭园修缮的文庙早日与市民见面，希望那里修旧如旧，让更多人感受到老味道、享受到新体验；希望文庙路一条街继续散发二次元魅力，让更多在这个领域创业的年轻人发光发热，从老城厢迈向属于自己的更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