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典范。刻苦、持续的学习读书生涯，让他收获了渊博的知识学养、高超的理论水平。这对“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共产党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略尽引导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瞿秋白生长在仕宦家族，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远大的社会变革抱负促使他勇于接受新思想，积极融入先进知识分子行列，并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1918年，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外形势激荡的影响，瞿秋白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在静心研读《妇女与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逐步走上了光明的新路。

随后，他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身上体现着一种苦苦探索的觅渡精神”。

1920年秋，瞿秋白谢绝亲友劝阻，毅然应聘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俄记者。他不满足于“隔着纱窗看晓雾”，而迫切希望赴苏俄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材料，研究社会主义革命，以“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

瞿秋白认为“知识不妨广泛”，始终秉承开放包容的学习态度。小学期间，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都很有兴趣，学习成绩门门皆优。

他重视传统文化的学习，曾说：“我们做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起码要懂得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否则怎能算是一个中国人呢？”

除了研读儒家经典，他还认为“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对于当时被视为无聊的“闲书”或被列为“禁书”的《饮冰室合集》《仁学》等，也常拿来阅读。

瞿秋白对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也怀有浓厚兴趣。在俄期间，他到各地考察学习，广泛留意种种文化成果，“工作之余，常去观览艺术场馆、文化胜地，看文艺演出，接触诗人和作家”。

这样的学习，加强了瞿秋白对俄国文化的认知，也加深了对列宁时期苏维埃政府开放、宽容文化政策的了解。

中共四大之后，瞿秋白进入中央局，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坚持学习，“一如既往地做基础理论工作，翻译、研究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1926年，他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现代民族问题讲案》《国民会议运动与联合战线》《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经过系统深入的学习，瞿秋白成为“党内数一数二的理论家”。由于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党内右倾错误，瞿秋白的立场都相当鲜明。

「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

瞿秋白反对坐而论道，强调“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生出社会思想”。

他总是鼓励和带动身边的同志、学生独立思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帮助革命伴侣杨之华读书学习时，总是要她“先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再帮她理清思路、分析问题，有时还会提供一些参考用书，指导她“看书时，作些笔记，自己解答问题”。

192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大学建校和教学方案中主张，学习应有“每星期一次的自由讨论研究”，而“不是搬着死教科书背”。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期间，他动手编写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特色鲜明的讲义，课堂讲授注重密切结合现实斗争，深受学生欢迎。

在瞿秋白“注重结合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等办学理念的正确指引下，当时的上海大学培养了一大批走上革命道路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