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号”画廊出圈了，“600号”月饼火了……以宛平南路600号为代表的上海一些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神秘感，开始渐渐“脱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关心。精卫中心的围墙里，工作生活着怎样一群人，他们有怎样的喜怒哀乐，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10月10日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上海杨浦区有6000多位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者，部分精障患者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效控制住病情，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但大多数患者即便康复后仍难以回归家庭和社会。

在精卫中心的病房里，窗前是患者最喜欢停留的地方。一扇窗是一道分界线，将“正常”与“非正常”的世界分隔开。

下午四时，十病区的患者们在病区里参加集体疗愈活动。

1、处在正常和不正常之间

28岁的陈晓坐在床边，谈话和常人无异，这是他住进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第17天。

“这次为什么会进来？”主治医生王运娟问他。“因为买东西。”“我们都买东西啊，怎么会因为买东西进来呢？”“这次买了很多东西，不受控制了……”陈晓他形容这种失控感“就像是被某种力量引导了一样，脑子里的想法不是自己的”。

事发那一天的记忆已十分模糊。“那天我本来是要坐地铁去看牙医的，但到了站没有下车，莫名其妙走到七浦路，买了很多东西，还把自己的一只鞋弄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做，只是觉得如果我不这么做会死。”

那天晚上，陈晓第一次对来劝阻自己的父母动了手。“我踢了两脚，我知道是我的错。这件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一直对父母很好。”“你怎么看这种行为？”“我觉得很奇怪，平时我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此前，陈晓有自己的工作，每天都要出外勤，和各种人打交道。“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变成那样，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

刚刚进入精卫中心时，他总是觉得自己被监控和恐吓，这种感觉持续了一周后，在药物控制下慢慢消失。“刚进来时比较焦虑，因为来这种地方还是会有点害怕的。没有手机，也没有任何娱乐，但后来每天都按时睡觉，生活变得规律了许多。”

中秋节那天，病房里举办了晚会，他唱了首姜育恒的《回眸》：“当你望着命运的时候，它什么也不会对你说，一切一切的痛苦和快乐，让你自己去感受……”

9月28日是陈晓的生日。“我觉得有精神疾病并不可怕，只要克服心理恐惧，不逃避，积极治疗，还是有希望痊愈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在等着我回家。”

“精神疾病的发生不一定有明确的原因，一个人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可能就突然变了个人。”王运娟说，“而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很多人对精障患者存在过度的“危险解读”，认为精神病人的常态是发疯，存在暴力倾向。事实上，在病区里，大多数患者都十分安静。他们早上6点起来洗刷和吃早饭，9点接受音乐、美术等康复治疗，11点吃药，吃午饭，午睡；下午1点半起来，参加公共疗愈活动，看电视；下午4点半吃药，吃晚饭，晚上8点上床睡觉。

“刚来的新病人因为病情没有得到控制，会有激烈行为，需要约束行动。入院后一两个星期，急性症状能得到控制，但是残留的症状也会慢慢暴露出来。”精卫中心的医生陈晨说。

“精障患者的症状分为阳性和阴性。阳性症状是指正常人没有、而精障患者多出来的，比如幻听，被害妄想症等，阴性症状是指正常人有、而精障患者缺乏的，比如缺乏思考能力，情感淡漠，明明悲伤却会笑，与正常人相比具有不协调感……”

40岁不到的李丽属于后者，她说话羞涩，有点怕事和自我封闭。“家里人把我送进来的。他们开了一辆车子，说要接我去吃东西，然后就进来了。”

李丽小时候是孤儿，被领养长大，20岁第一次发病时，她曾动手打过养父母，后者与其脱离了关系。她一个人生活，没有房子，靠低保为生，曾在街道介绍下当过超市收银员。

这是她第三次住院。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她经常会听到一个男人对她重复说一句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医生还会对她进行解释性的心理治疗，帮助她打开心扉。

病区里的生活枯燥而寂寞，李丽大多数时间都在看书中度过。“我最近在看《红楼梦》和《乱世佳人》。”“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女孩子不都向往爱情故事吗？”

“即便是重症精神病患者，在合理治疗下是可以恢复理性状态的。”王运娟说，“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和常人一样清醒，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患病，然后好好吃药，好好地吃饭、睡觉、读书、唱歌、写作，感受生活的美好。”

护士在和患者聊天，有助于他们打开心结。

2、出院的时间没有期限

董大建今年38岁，这一次住院已经5个多月。“那天我和我妈到商店里面买东西，走到一半想起忘拿东西了，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转圈子……”

大建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母已经70多岁。跟父母见面时，妈妈带了他喜欢吃的鸭翅膀和小核桃。他说想早点回家，妈妈在一旁沉默不语，爸爸也只是摇摇头，让他“听医生的”。

“正常人比较高智商。”大建发病时会经常重复这句话。他控制不了自己不去说这句话，便只能躲起来说。“我妈跟我说，‘你只要不要再说这句话，就能回家’。”

住院几次，加在一起也有两三年时间。本来病情控制住了可以回家，但大建的父母内心却很矛盾，他们希望儿子快点好起来，但又担心如果好得不彻底，老两口管不住，在外面会出意外。

“出院，除了需要患者病情好转，还要看监护人意愿。”陈晨说，有时候，医生并不能做全部的决定。“不仅患者要准备好，还要看他的家人是不是也准备好了。”

曾有一位精神科医生谈到他治疗的一位长期病患时说：“坐牢尚且也有出狱时间，而精障患者什么时候出院却没有期限。”

翁文慧住在精卫中心已经快10年了，按她的说法是：“想把病全看好了再出院。”但她的主治医师毕旭军说，其实她是符合出院条件的，只是出去以后没有住的地方。

10年前，翁文慧有丈夫和女儿，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自从她生病后，丈夫和她离婚，便再也没有来看过她。女儿交给了她的姐姐抚养，今年20岁，已经上大学。

“上一次和女儿见面是10年前了，我想女儿专心读书，不想她知道自己的妈妈住在精神病院。”10年的时光，让白发爬上了发梢，但说起女儿时，翁文慧的眼里仍流露出光彩。“如果能出去，当然是想第一时间见女儿，但我可能认不出她了，因为她长大了……”

“翁文慧的唯一监护人是她姐姐，已经当奶奶了，家里房子也不大，还有一大家子需要照顾，如果再要照看一个病人，确实有困难。”毕旭军说。

无人照料，社会不接纳，这不仅是翁文慧的困境，也是很多符合出院条件患者的困境。毕旭军负责的十病区有60多名住院病人。“其中有约20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还有约10名长期病人，住院时间达到10年以上。”

“有的是监护人已经完全放弃了，有的是家属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一方面，家属担心患者病情不稳定，出去有风险，又没有时间和精力照料他们，另一方面，社会上也很难有工作岗位肯接纳他们。”

“有的病人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不欢迎他们，有的邻居会到居委会投诉，甚至打110。”

“还有少数病人，父母亲已经去世，兄弟姐妹又不愿意接到自己家里。他们自己没有房子，可能真的要在这里住一辈子。”

3、精神科医生的困境

陈晨所在的五病区共有50多名患者，病区很大，但只有4名医生。“新招的医生岗位刚刚补全。”从事精神卫生行业已有20年的陈晨说，“现在更多是带着一份责任感，觉得我们这一行能帮助到人。”

医护人员在给病人发药。

在杨浦区精卫中心，有许多年轻的医生、护士和社工。医务社工邹坤良经常行走在各个街道为社区提供服务，负责中心开设的心理热线，在疫情期间接听了许多心理焦虑个案。年轻医生胡嘉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公共卫生专业的工作。“我觉得在精卫中心不仅是从事治病的工作，更是一份与人打交道的工作，要深入了解每个患者背后的故事。”

“其实精神科医生患有心理疾病的概率大于正常人。因为治疗病人是一个共情的过程，需要代入自己的感情，很容易心力耗竭，需要不断地自我减压。”陈晨手上有一些疤痕，是刚进院的新病人情绪失控时抓伤的。

患者排队吃药。

毕旭军毕业于北大医学院，是精神卫生专业科班出身。“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在宿舍里会聊起，以后要给精神病患者治病时，该怎么跟父母和朋友说呢？”到现在，毕旭军都很少跟人说起自己是精神科医生。

“刚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环境和收入都不好，当时也曾经动摇过，如今做了20多年，觉得社会上确实需要这个行业。”毕旭军说，“普通大众对精神卫生缺乏认识。其实许多病人和家属都是非常值得同情。这个病毫无疑问跟一个人的品德没有任何关系，而有的人得这个病，还受到家庭和成长环境的影响。”

“精神疾病，中国古称为‘癔症’，而英文翻译为hysteria（歇斯底里），本身就带有贬义。如今经过多少年，人们才明白，这些人发脾气其实跟人品没有任何关系。”毕旭军说，“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接纳，体现的是医学的进步，也是社会的包容。”

作为10病区的主治医师，每当毕旭军帮助一位病人摆脱了焦虑和痛苦，他都会觉得有成就感。“外科医生走在路上，经常会碰到病人热情地打招呼，感谢医生的救治。而精神病人如果出院后碰到精神科医生，只会简单地打个招呼，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4、回归社会的希望有多少

2014年4月24日，陆新声一直记得自己初次发病住院的日子。当时25岁的他遭遇了母亲去世、与女友分手的双重打击，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活不下去了”。“我发病时并不是歇斯底里的那种，就是颈椎和肩膀疼得很厉害，我一度感觉自己要瘫痪了。”

反反复复到医院做检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医生给他开了止痛片，打了封闭针，也没有效果。后来他才知，这种躯体上的不适感并不是生理上的，而是精神引发的一种“躯体化症状”。“精神疾病治疗好了，躯体的不适也会改善，所以我现在一直坚持吃药。”

陆新声是法律专业出身的，第一次发病时，他已经取得律师资格证。生这个病，就像是人生突然按下了暂停键。“2018年出院以后，我一直在律师事务所上班，通过吃药控制得很好。这次进来，是因为自己停了药，我现在都很后悔。”

“出院以后，我还想重回律师这一行，这么多年来学法律读了很多书，我不想放弃我的专业。”对于未来，陆新声说一定要有信心。“我周围的好朋友都了解我的病，都在帮助我，我不介意别人知道。生这种病会有思想包袱，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向前看，不能往后看。”

和陆新声相比，同样是25岁发病的小米则没有那么乐观。这已经是她第八次住院。

上海知名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本拥有美好人生的小米却在留学期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对于她和家人来说都是莫大的打击。由于对住进精卫中心的排斥，小米每次住院的时间都很短，病情稍微稳定就出院，一直靠吃药控制。

出院后的小米凭借着高学历，很快就找到工作，但事情却并不如人意。小米正常状态下是个安静的女孩，一旦极端情绪上来，会疾走、吼叫。一次在工作场所突然发病后，她只能再次入院。最近一次，是在3个月前。

“精障患者是非常孤独的，因为没有人理解他们。许多病人发病前本就性格内向，而带着病人的‘帽子’出去以后，更难以与人交往。”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防治科科长陈优说，“精神科的目标，就是让患者回归社会。”

“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从第一次发病开始，只要规律地吃药，是可以逐渐断药并痊愈的，达到稳定期以后和普通人一样工作。”陈优说，“我的患者中有的在做老师、金融、建筑、厨师，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只是需要一个窗口，去打破社会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建立融入社会的自信心。”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精神障碍者的自救与回归，需要全社会施以援手，去掉刻板和成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少数群体，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文中患者名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