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这句诗用于形容正加速布局和推进的沪（上海）苏（苏州）同城化是再合适不过了。

“一美”即上海在长三角独占龙头的优越地理区位。“二美”即深藏在苏州人生命中奔流不息的江南诗性文化精神。从城市史上看，近现代的上海主要是因“地利”而崛起，苏州则自古以人才辈出著称。就当下而言，探索推进上海的地理与苏州的人物深度和全面融合，符合城市科学的基本原理和两座城市的历史规律。

当然要实现“两美必合”也是不容易的，当年的三闾大夫就没有做到。对于上海和苏州两个大城市而言，由于同城化涉及的人口、事项、关系等超级复杂，因此切忌目光短浅和就事论事，而需要有一种更长远的历史视界和更全面的战略设计，一方面弄清楚上海地理位置优势的来龙去脉及未来走向，另一方面深刻认知苏州江南诗性文化精神的内在机理及其时代价值，然后才有望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找到推进沪苏同城化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现实路径。

上海的区位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优异，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上海提出“世界影响力全面提升，全球枢纽和节点地位更加巩固，城市核心功能大幅跃升，城市软实力全面增强，综合经济实力迈入全球顶尖城市行列”等发展目标，到“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等战略定位。对上海这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城市还缺少什么，这是研究沪苏同城化的“破题”之处。

这可以通过三方面来看：一是在身份认同上，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在21世纪初，我们就曾发出这样的疑问：“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已经矗立在世界东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民族所希望的那个城市家园……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继续探讨和严肃追问的。”二是在文化性格上，海派文化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需要尽快解决。如尽管和西方文化密切相关，但海派文化很难对西方人文理性产生深刻的认同，同时对西方人文理性中深沉的悲剧性智慧缺乏会心，因而，其所孕育的新理性也就往往显得不够理性或理性的内涵较低。同时，与朴素、务实、友善的中国文化相比，海派文化的一个问题是张扬的个性和不够敦厚的文化心理，这可能也是上海城市精神中特别强调“大气谦和”的原因之一。三是在现实发展上，上海和其他国际大都市一样，都面临着“罗马化”的挑战。“罗马化”是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内涵即“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如何解决“物质成就与社会人文”的不协调、不平衡，已成为影响上海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矛盾。而这也是2021年上海研究并制定城市软实力发展规划的深层原因。

在当代上海面临的城市文化或城市软实力问题，恰好可以在苏州江南诗性文化中找到解决之道。在理论上讲，上海自开埠以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理想的都市文化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曾认为：海派文化既包含了以现代文明为主体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实用理性，还包含着以审美自由为最高理想的江南诗性文化，在选择归宿时它最容易走向江南诗性文化与西方现代审美文化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一方面，江南诗性文化消解了中原实用理性；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审美文化又消解了其古典理性精神。因此，海派文化建设本身仍是一件未竟之业。

由此可知，海派文化在逻辑上最需要做的工作之一，是以中国诗性文化平衡其过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以及以江南诗性文化的古典美学升华、以非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审美文化。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从两者相互促进的角度看，也可以上海的海派文化为苏州的江南文化灌注现代化、全球化的异质精神基因和文化气质，更好地推动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以沪苏同城化为战略契机，以深度推进江南诗性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包容发展为中心，推动江南诗性文化在与时代的结合中更加严谨和精密，引领上海都市文化在与传统的融合中更加深刻和厚重，构建新时代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体系，不仅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化传承创新和开放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和引导上海、苏州及早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共同体”。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