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鲁迅一生最后阶段生活、创作、奋斗的城市，也是鲁迅精神最终凝成和充分展现之处。鲁迅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浸润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品格，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青年在表达自己时，会主动向百年前的鲁迅寻找话语资源：在社会热点新闻的评论区，鲁迅的金句被频繁引用；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鲁迅‘圈粉’了无数年轻人；甚至有大学生用16篇《野草》创作了一首说唱作品，收获了将近900万播放量……”9月28日，上海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最年轻的发言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查苏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青年正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拥抱鲁迅，当我们频繁用输入法打出“破折号鲁迅”，到底该怎样认识这位“熟悉的陌生人”？

胸怀“国之大者”，深怀人民情怀

“他是作家，是文人，是创造中国现代文学新形式的圣手，但人们喜欢称他为‘大先生’。”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说，所谓大者，“得其大者而兼其小”，鲁迅有巨大的胸怀。

从早年“走异路，逃异地”，脱离了江南小镇的狭小天地，告别了“读书应举”的传统道路，赴金陵求学，后东渡日本学医。一路走来，鲁迅的眼界越来越开阔，人生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回国后，他加入《新青年》阵营，发表《狂人日记》，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掀起新文化运动。杨扬说，鲁迅是文学家，但不是吟风弄月的文学家，也不是谋求高雅地位的成功人士，而是一生致力于用文学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尽显文学家的敏感和现代眼光。《狂人日记》《祝福》《故乡》《孔乙己》中的文学探索，显示出鲁迅在社会批判上的自觉意识，不仅构成了中国新文学最强大的思想传统和艺术亮点，也大大提升了新文学的文化品格和社会影响。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下，小说不再是‘雕虫小技’，人们也不再把‘小说’当作‘闲书’，而是视为人生的教科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经国之大业’。”杨扬说。

“鲁迅弃医从文，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反思，也有对民族前途的拷问与期盼。他用原先执手术刀的手，毅然拿起了笔，立志为当时孱弱的国家做一次大手术。他一针见血的见解、博大的家国情怀、勇于担当的文化自觉，值得每一位写作者景仰并追随。”曾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滕肖澜说，鲁迅的写作一方面对病态的旧社会进行尖锐的剖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对广大百姓怀着深深的悲悯和善意，“他犀利的文字背后，最根本的目的还是疗愈，既有个性亦通人情。他不仅是天才的文学家，更是心系天下苍生，致力于用文字改变社会的实干家。”

书赠许寿裳《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5位左翼作家被秘密杀害，鲁迅得知这个噩耗后于悲愤中写下这首诗。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作为写作者，今时今日谈鲁迅，我们更应该思考，能从他身上汲取怎样的养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习鲁迅，把写作与当下的时代背景、百姓生活紧密结合，把眼界放宽、格局放大，跳出写作的舒适圈，去尝试更多反映时代变迁、城市面貌的现实题材作品。”滕肖澜说。

坚守民族立场，发扬真正切实的自信

“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向鲁迅学习真正切实的自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提到，鲁迅晚年有一篇著名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认为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这绝不是躺在土谷寺里浮想联翩的阿Q式的盲目而可笑的自信，乃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由此培养起来的切实的自信。

“现代中国人拥有文化自信，不仅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曹雪芹，也因为‘五四’以后我们有鲁迅。鲁迅既是传统文化最杰出的继承者与整理者，更是新文化最伟大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今天讲文化自信，不仅要讲伟大的古典文化，也要或更要讲鲁迅所代表的这一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化。”郜元宝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流行一句话，“人谁不爱先生？”鲁迅的学生、朋友和读者，整个进步文化界都崇敬爱戴鲁迅。有趣的是，鲁迅的对手和敌人，也往往转变了态度。日本鲁迅研究者竹内好说，1936年鲁迅逝世，基本消弭了文坛的分裂，越来越多人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鲁迅在上海创作的《故事新编》手稿，收鲁迅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说8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首次出版。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有鲁迅这样优秀的儿子而自豪，世界各国文化界也因为鲁迅而向中国投来赞许钦佩的目光。”郜元宝说，疫情前，“国际鲁迅研究会”每年召开会议纪念和研究鲁迅，疫情后，他在线上也参加了多场以鲁迅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友人在具体学术观点上可能要和我们商榷，但他们崇敬爱戴鲁迅的心与我们并无不同。他们谈起鲁迅，目光中的兴奋和喜悦，常令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五四’以来，用文学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赢得海内外一致认可，鲁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鲁迅批判过‘国民性’，但这种批判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而是思想上的扬弃和自我更新。他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始终充满自信，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始终抱有热忱。”杨扬也谈到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文章中，鲁迅不仅对中国人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予以礼赞，更对“中国脊梁”充满自信和希望。新世纪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精神和鲁迅传统得到高度重视。在上海学术界，学习、研究鲁迅方面，诞生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上海的戏剧舞台上，新世纪以来展演过不少鲁迅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如肢体剧《铸剑》、波兰导演陆帕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狂人日记》等。

“鲁迅一生在文学上的奋斗，是从批判阿Q式的没有脊梁的盲目狂妄的自信开始，最终过渡到‘中国的脊梁’的真正切实的自信。”郜元宝说，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应该、也可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努力培养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自信，“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一份自信，汇聚起来，就是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不忘战斗精神，永远与青年同行

“我们这代人的文学，一开始被称呼为‘青春文学’，很多作品关注内心世界，注重个人经验。站在鲁迅诞辰140周年这样的时间节点，回望百年前开天辟地的青春文学，我们这一代也亟须迎头赶上。”青年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注意到，近年在网络上，鲁迅《这也是生活》中的这句名句愈发流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今天的青年一代越来越意识到：从来没有纯粹的个人，每个人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时代对年轻一代的文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鲁迅《看图识字》手稿，文章作于1934年5月，谈儿童识字教材问题。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和平年代，我们或者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机会，但仍须秉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年龄与岁月，或许能让我们积累更多写作经验，但如果没有这份使命感，只能永远是文本上的简单重复，很难有更高层次的突破。”滕肖澜说，鲁迅先生的文字警醒并激励着后来者，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不受时间空间的局限，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乡村或城市，都会给人以积极的引导，传达真善美，于彷徨中找到希望，困顿中感受暖意。

“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应该得到更深入的理解。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体现在其深刻的批判与期望之中。对今日活跃在互联网上的中国青年，鲁迅清醒、真诚的爱国之声依然振聋发聩。”查苏娜说，鲁迅的爱国主义建立在锋利的勇气与韧性之上。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写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样血气方刚的诗句，鲁迅式的坚强意志是其“立人”主张最直接的体现，是现代中国无数爱国志士最鲜明的底色。“中国早已不似从前那般‘风雨如磐’‘寒凝大地’，但鲁迅锐利无比的勇气与韧性具有永恒的感召力量。”查苏娜说，对今天的中国青年而言，鲁迅的形象立体而复杂，但爱国主义仍然是最应当深刻理解的面向。“作为肩负重大使命与责任的青年一代，我们应该从鲁迅那里寻找一双更明亮的眼睛，这双眼睛看得见‘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看得见自己生活世界之外广阔的天地。”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奋进的中国青年有一位永远的同行者，站在‘新时代’回望‘觉醒年代’，在两个伟大的时代之间，从个人的觉醒到民族的觉醒，沉甸甸的文艺的重任落在今天青年的肩上。”黄平说，鲁迅在《热风》中讲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就是我们的炬火，这火焰陪伴了我们一百四十年，光热无穷，长存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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