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乐购（TESCO）向上汽大通公司采购了一批新能源冷链物流车。在上海，企业将新下线的车头和底盘装上货机，直飞伯明翰，由当地第三方改装工厂加装冷藏设备后，计划通过陆路运抵格拉斯哥市。

今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将在格拉斯哥举行，乐购作为大会供应商，计划组建一支新能源冷链车队。然而由于时间紧张，加之地处疫情反复的欧洲，乐购难觅合适可靠的生产商，最终舍近求远，向上海发来订单，并不惜成本，包下货运专机空运汽车。

英国乐购以包机方式紧急采购上汽大通的新能源冷链物流车

疫情蔓延至今，这样的“极端情况”并非孤例。相比海外，中国制造业韧性强劲，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握指成拳，为全球产业修复链接、填补缺口。就像“飞机运汽车”，当前许多企业接到类似急单、新单，需求倍增。

然而全球分工之下，没有谁能独善其身。比如国内汽车行业也经历着“缺芯”等严峻挑战，一辆辆新车从上海出发前往海外，背后需要付出远胜过往的艰辛。

从原材料到零部件，从工厂到码头，从物流到分销……产业链供应链的难点痛点，横亘在所有企业面前；如何补链强链，则成为畅通经济循环的一道必答题。

环环相扣的新挑战

数月来，海运缺箱，是浮于水面上、最受关注的供应链困境。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前企业的难题，远不止“缺箱”这一项。

事出紧急，汽车才通过飞机运输；小小芯片，却从来都是空运。

位于上海漕河泾的跨国芯片公司莱迪思是全球FPGA（可编程逻辑芯片）出货量最大的设计企业。莱迪思亚太区总裁徐宏来表示，企业不受海运缺箱影响，但疫情后第二年，却遇到两个“意想不到”。

其一是订单翻倍，汽车、服务器、摄像头、伺服电机，四大领域需求从世界各地涌向上海，全球客户不停催单。

其二是生产周期翻了2至3倍，上到芯片生产，下到封装测试，全球供应商意外不断。

 以芯片封装测试为例，境外封测工厂缺设备，影响莱迪思的出货进度；而设备供应商又缺芯片，回头催着莱迪思要芯片。“就像‘三角债’一样。”徐宏来解释，芯片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分工“长链”产业，疫情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就会往下传导，环环相扣，产生“蝴蝶效应”。

调查采访中，不少企业负责人透露，边接单边催货，正成为经营中的常态。一些供应链较长的行业中，开始流行“加急费”：海外客户加钱向国内制造商催货，后者又拿着这笔钱，拜托第三国原材料商加急……

还有企业遇到“锅子和锅盖”的问题。比如一家上海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产品形成配套，一同向一家海外电商巨头供货。虽然上海企业努力保持供应链稳定，但由于美国企业生产受阻，客户“有锅无盖”，断了的产业链始终难以补齐。

 国际贸易业内人士认为，受全球港口运转不畅影响，海运缺箱预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海运只是全球产业链中的一个物流环节，相比暂时的“运输难”，“制造难”正在成为波及更广泛、影响更深远的挑战。

“传统营商环境指标中，很少涉及供应链。但现如今，供应链是否稳定，产品能不能顺利地造出来，已经是广大企业最关心的营商环境内容。”营商环境评价专家表示。

供应链正重构

最近，随着需求端愈加迫切，莱迪思开始调整供应链布局。企业将部分封装测试业务转移到国内，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从漕河泾上中环，经高速，驱车一小时，便是封测供应商华天科技位于昆山的基地。徐宏来十分看好这家新崛起的芯片封测企业：“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进步确实很快，产业链正在成熟。”

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区的民企爱朵集团同样经历了“由远及近”的变化。疫情前，这家企业生产高端婴儿纸尿裤，其高分子原材料来自化工巨头巴斯夫设在美国、东南亚的工厂。疫情后，海外工厂生产时断时续，巴斯夫将部分原材料生产转入上海金山化工区等国内基地，保障其全球产业链稳定。

“疫情紧张时，我们上至董事长，下至采购员，与海外供应商们视频连线，每天一小会，每周一大会。困难虽大，但大家的距离反而更近了。”爱朵集团供应链CEO朱永龙说。

受供应链挑战和工厂升级的影响，今年特斯拉上海临港工厂的生产也曾出现过一些小的中断。“但从7月底开始，临港工厂已经转型成为特斯拉汽车出口中心，远销世界各地。”特斯拉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借助上海的各方面优势，特斯拉临港工厂调动国内外供应链，保证最大生产能力，同时辐射国内外市场。

特斯拉方面介绍，目前上海临港汽车产业链高度集聚，周边长三角地区一、二级电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蓬勃发展。目前特斯拉临港工厂零部件本地化率已经高达86%，未来还将根据自身需求及供应商成熟度，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本地化率。

转型路上，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上汽集团延锋国际公司在汽车内饰领域已经形成了“五五开”的国际国内市场格局，疫情后企业主动放弃了过去供应链主要依靠国内出口的方式，转而在海外市场打造本地供应链。

“每一笔需要跨洋运输的供应链业务，现在都要管理层特批。能本地化的，坚决本地化。”延锋国际负责人介绍，虽然其供应链转移方向是“向外走”，但“本地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也是疫情后跨国经营的新趋势”。

“当下的全球分工中，越来越多的‘短链’，正在取代‘长链’。”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董明认为，“短链”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倒退，相反本地化可以使供应链变得更加敏捷、更具韧性；供应链重构，将以新的方式，深化全球分工合作。

“面对疫情下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我们的供应链还需要数字赋能，形成自感知、自适应和自我调整能力。在这些方面，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大有可为。”董明表示。

越是可控越能融入全球

受海运需求井喷影响，今年沪东中华造船公司只用半年时间，就接满了过去一年的造船订单量。

沪东中华生产的LNG船，约三成装船设备和零部件需要进口。海外疫情反复，许多欧美供应商处于半停工状态，企业当机立断，决定靠自己补链强链。

上海长兴岛上，补链计划从疫情前就开始筹备。过去沪东中华的一个生产车间，转身成为自主研发LNG船某项关键核心部件的独立公司。过去一年里，在海外供应链困境倒逼下，企业加大投入，全力加快研发进程，初步形成自主可控的研制能力，相关产品正在投入量产。

“我们还在与苏浙民营企业合作开发，推动更多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链自主可控。”沪东中华造船公司副总经理罗乐表示。

爱朵集团同样把视线放在更长远处。在供应链冲击下，他们一边将安全库存周期从20天延长到40天，一边加快投入可降解新材料研发，分散依赖进口石化原材料的风险。

“我们和上游供应商联手研发，长三角丰富的科研院校资源为我们提供有力支撑。”朱永龙介绍，企业已经与南京大学、东华大学分别开展产学研合作，自主研发新材料。一旦研发成功，上游供应商很快就能量产，补链强链便能形成闭环。

“建立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相反，我们的供应链体系越完善，新格局下融入全球化的能力越强。”供应链管理领域专家表示。

跨国公司的选择和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年1至7月，上海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同比增长18.8%，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6家。在全球“断链”背景下，上海和周边长三角地区供应链整体稳定且持续升级，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

“我们虽然找到了国内芯片封测供应商，但更期待看到在封测领域的上游，国产原材料和设备能实现突破。”莱迪思亚太区总裁徐宏来认为，上海具有独特的人才和创新资源优势，可以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危中之机，加大研发投入，在国内产业补链强链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