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上海博物馆二楼的第二临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方汉代人物画砖，其上镌刻着人像、虎、马和飞鸟，边缘饰以几何图案。这件展品的介绍旁标注了一则“冷知识”——此件文物的捐赠者，是著名文学家、收藏家郑振铎。

这是今天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的展品。此次展览遴选了50位捐赠者所捐赠的145件/组馆藏珍品。据悉，截至2020年末，上海博物馆所藏珍贵文物逾14万件，其中3.3万余件来自各界人士捐赠，约占馆藏珍贵文物总量的23.6%。

上博入口处的捐赠者名录

在上海博物馆南门入口处一面墙上，镌刻着满满一墙名字，他们是不同时期将自己珍藏文物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藏家们，其中不乏张大千、黄宾虹、巴金等知名艺术家、文学家的名字，也有落款“无名氏”的捐赠者。

张大千既捐赠也“被捐赠”

进入展厅的第一件展品人物画像砖，长164.5厘米，宽50.7厘米，大约制作于公元前206年至220年，由郑振铎于1956年捐赠。据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研究馆员张东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像砖这样的建筑构件文物还是很少见，郑振铎先生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先驱，也正是这一批先驱为中国的文博事业打下扎实基础。

郑振铎捐赠的人像画像砖

此次展出的多件展品，捐赠人都是文化领域知名人士。例如展出的董其昌《行书诗册》，是文学家巴金于1963年所捐赠的；而张大千既是捐赠者，亦是捐赠品的作者。此次展出的清代《松柏图轴》，是张大千和二哥张善孖于1951年捐赠；另一幅张大千于1933年所作的《山水图轴》，则是收藏家魏廷荣在1959年捐赠的——仅在1959年这一年，魏廷荣就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176件书画。

孙煜峰捐赠的两件青铜器底部木器底座是他本人收藏时配置

展厅之中，收藏家孙煜峰捐赠的两件青铜器，底部还带着定制的木器底座。张东介绍，两个底座是随文物一道而来：“可以想象到当初收藏家珍藏时的情景。通过这些捐赠品，我们也可以看到捐赠者的兴致逸趣。”

每一件捐赠文物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纳兰成德《手札卷》是文学家、剧作家夏衍的“心头好”。据介绍，纳兰成德是纳兰性德的本名，改名是为避当时皇太子名讳，广为人知的“性德”只用了一年而已。1961年，夏衍在北京琉璃厂看到这一手札卷，花了一笔2000元的稿费收入。随后不少熟人、朋友闻讯赶来，夏衍同意朋友建议，由上海博物馆印制成印刷品作为当时文化部代表团出访礼品。后来该卷一度遗失，最终被寻回。晚年他决定把它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

夏衍捐赠了自己非常喜欢的纳兰成德《手札卷》

此次展览中不少捐赠品，出自上海博物馆的“自家人”——文徵明的《半塘烟月图轴》由王一平捐赠，他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不仅热爱收藏，还曾短暂地出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展品中一件商晚期的爵，则由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于1955年捐赠，彼时是他刚刚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的第二年。据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忆，马承源担任馆长期间，主张博物馆工作人员不要收藏文物，他带头于1955年和1960年将自己收藏的8件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据悉，早期的捐赠人中还包括徐森玉、吴仲超、谢稚柳、陈植等早期文博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一面筹策规划行业发展的蓝图，一面用具体行动影响、动员、号召广大群众、收藏家群体，拥护党和人民政府颁布的文物保护法令、文物征集政策，支持文物博物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两次文物捐献高潮

上海博物馆成立于1952年，但此次展览中的战国早期陈纯釜，1951年就被收藏家谭敬所捐赠。据介绍，回顾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博成立之前。1949年9月7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1950年1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准备在上海筹建一个“具有规模的代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为此，文物收藏者纷纷通过捐赠方式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第一次文物捐赠高潮。

此次展览中间一个展厅，分别展出了捐赠大克鼎、大盂鼎的潘达于家族和“过云楼”顾氏家族捐赠的多件文物。1951年，“过云楼”顾氏家族的沈同樾与子女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捐赠了223件文物，1959年又捐赠了169件，1972年则捐赠了390件。据介绍，早期捐献文物的收藏家中，有些是针对性地为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拾遗补缺”，有些则像潘达于家族、“过云楼”顾氏家族那样，几乎将所藏文物系统性地捐出。

苏州“过云楼”顾氏家族系统性捐出藏品

据悉，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有感于国家各个方面建设的再次飞速发展，不少藏家将其多年珍藏，包括落实政策返还的文物精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上博馆藏，巩固和充实了藏品体系，并由此带动了文物捐赠的第二个高潮。曾在上海生活过的海外华人也纷纷将其珍爱的文物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些收藏家为何愿意将自己珍藏的文物捐献给博物馆？郑振铎的话颇具代表性——“我个人收藏这些陶俑，无甚用处。而各博物院，……则极为需要。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当文物从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域，它便具备了提炼记忆、凝聚品格、传承文明的意义。“希望今后能和更多捐赠者一起，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据悉，除此次“高山景行——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之外，今年6月18日举办“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展出的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21件有铭青铜鼎，全部来自捐赠；而明年上海博物馆还将再举办一场捐赠文物展，预计同样将涵盖50位捐赠者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