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温州老家的小镇，以机械制造起家，隔壁的镇子们各有擅长，做皮革、编织袋，或者印刷，记忆里街头巷尾的小作坊，总有“咔嚓”或“轰隆”声；少时不懂事，但潜意识里觉得，这声音意味着“造东西”，给人莫名的踏实感。

可近年回家，造东西的声音基本听不见了。一方面是转型升级了，小作坊集合成了大工厂，搬进了工业园区；更加真实可感的，是不少父母辈的小企业主、小作坊主和小商铺主竟然放弃了旧业。有人关了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印刷行当，卖了几年红酒，然后又搞了几年语焉不详的“投资”，如今没了声响；有人做了十多年的眼镜生意，前店后厂，曾经专造一种特殊镜片，后来竟去投资了山西的煤矿，铩羽而归后，前两年声称要去江西做“环保生意”，如今也没了声响……近些年，每次回温州老家，周围总笼罩着一种“生意不好做”，“没生意可做”的焦虑，几乎每户温州人，都能讲出身边有亲戚朋友，从一个“开厂的”变成了“瞎混的”。

当然，这些故事和经历中大多会有一个安慰型的结尾，比如“他们早年都在上海或杭州买了房子”。难得的案例，是一位同学的家族小企业，近20年来依旧全身心投入机械制造，可这位同学老板出来吃饭，却叹苦经，一年到头，哪怕顺风顺水，估摸着赚到手不过三十万元，一些成本还不敢细算。他说起特大城市近年上涨的房价，还真有“开一辈子厂，不如多买一套房”的感慨。

凭我对经济并不敏感的直觉，总觉得哪里不对。温州以制造业起家，温州人向来自豪于自己的头脑，能挖空心思寻求赚钱的机会，手上每一分钱都要派上用场。但值得注意的是，截至11月底，温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超一万亿元，同比增幅居浙江省第一，创5年新高。有人说，这是经济运行企稳的表现，可也有人觉得，这依旧是“生意不好做”的写照。

温州如此，全国呢？

需要警惕的，或许不止于“生意不好做”的直觉。民间投资下滑、房地产“吸金效应”加大、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不振和回报率低等，这一年都是热议的话题。而年末舆论关于“死亡税率”的相持不下，和曹德旺引发的“跑路”之争，以及上述“办厂不如买房”的心态不断蔓延，都意味着经济“脱实转虚”已经日趋严重。这显然不太健康。

所以，人们开始呼吁“由虚入实”。虚实之间关乎大局，甚至关乎身家性命。可是，“虚”与“实”只是一道简单的二分法吗？

在新常态中，“实”与“虚”的界限有时并不分明。比如，房地产是实实在在的建筑物，可大量资金涌入炒作，并借用金融杠杆，便有了虚拟经济的意味。又比如，浙江桐乡一些乡镇，家家户户小作坊，做家纺和毛衫，突然横空出世一个互联网B2B平台，“90后”年轻人要整合并改变父辈做了二十年的制造营销模式，便也模糊了实体经济的界限。

说到底，是“实”是“虚”本身还不算要害，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与“虚”之间是否协调一致，是否健康发展，是否创新融合。

但显然，小工厂老板们未必都能理解这种逻辑。我接触过的一些长三角地区老板们，想法简单得甚至难以反驳：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这种想法曾经促进过经济发展——制造业赚钱的时候，人、财、物投入了工厂。而当制造业生存面临困难，这些资金自然要寻找下一个赚钱之处。

这个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低、小、散”的小工厂转型升级。比如温州乐清，一些乡镇里高污染的电镀小作坊，难以为继，自然少了；还比如绍兴柯桥，原本设备陈旧的印染小厂，也已基本关停。能生存下来的制造业，大多数是行业龙头，必须不断创新转型，才能不被淘汰。

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很多问题。比如所谓“死亡税率”。纳税是企业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税负是否过重，值得商榷。可“税率”并不是决定企业家取舍去留的唯一问题。我认识的长三角企业家中，有人生产乙炔气，类似企业不多，在当地有点垄断的意味，他感慨的其实是税负之外的事情，比如专家来检查，比如领导来视察，比如与各种友好单位处理关系。他对我说，“你懂的”，满是欲说还休、一言难尽。至于说出“中国税率比美国高”并引起热议的曹德旺，有熟悉他创办的企业福耀玻璃的知情人告诉笔者，当地政府“已经非常照顾他”了。倘若真有“照顾”，似乎依旧不堪重负，个中又会有什么原因？

要引导经济“由虚向实”，专家们已经提了不少建议，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降低实体经济税负，完善金融体系，建立小微金融服务体系，推进房地产领域改革等等。这些都很重要。但对成千上万的民营制造业老板而言，如何吸引他们把老本行转型升级，如何激发他们的精明头脑用到“实”处，这恐怕更考验执政智慧。

这时候，还真需要一点创新思维，哪怕它看上去是“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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