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把旗袍作为代表中国女性的“国服”,也有历史根据。一来,1929年,中华民国的确将旗袍定为国家礼服之一;二来,若追根溯源,旗袍也是“袍服”的一种,而汉族最古老的服饰之一“深衣”,其俗名正是袍服。
想当年,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中赫然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字,然而这一段“血海深仇”并没有针对极富满族风情的旗袍。这或许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一件件满族女子的袍服,早已伴随着王朝的兴起与灭亡溶化在寻常布衣的心里。
深衣之名源于其“被体深邃”的特点,最早见于《礼记》。广义的深衣包括所有“被体深邃”的汉服,而狭义的深衣特指上衣下裳分开裁剪然后缝合在一起的汉服。《礼记》中对于深衣的款式和不同款式的穿着场合,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父母及祖父母双双健在、父母健在、父亡母存三种不同情况,对应穿的深衣也有所不同。
先秦以降,汉族从贵族到布衣虽服饰规格不同,但总体是要把身体包裹得“续衽钩边”、下裳宽广,而这一礼法慎重的审美倾向,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服饰造型。
后世的袍服与禅衣、襜褕等,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汉朝时期,袍服被正式定为朝服与礼服,而这种袍服正是“深衣制”。
汉族的深衣、袍服历史之悠久远甚于满人服饰。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提出“昔诸葛亮造筒袖铠……满洲之服,其筒袖铠之绪也”,将满族服饰与三国时期的汉族服饰相联系,这其中是否带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潜台词,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袍服古已有之,但旗袍身上的满族“血统”却是怎样也回避不了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因“归服益广”将三旗扩充为八旗并将满族人悉数收编于内,满族人因此又称旗人,而其服装亦统称为旗装。
旗人在入关前主要居住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游牧、渔猎为主,因此服饰实用性较强,结构简单,其不分上下、宽身直筒、袖口窄小的形制与汉族服饰有明显的差异。早期旗装基本款式为圆领大襟、带纽扣且束腰带。其中最具标识性的是“马蹄袖”,平时绾起来作为装饰,冬季或作战时拉下罩住手背,既保暖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为“箭袖”(满语为“哇哈”)。
入主中原后,旗人将“放哇哈”作为官员入朝谒见皇帝及王公大臣的礼仪之一:随着“哇哈”弹下、双手伏地,紧接着的便是清宫剧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台词——“嗻”。
满清代明后,民间流传有“十从十不从”的说法,其中最出名的便是“男从女不从”,即汉族男子须剃头蓄辫穿旗装,汉族女子可依汉制着汉服。事实上,清初为了重塑国之衣冠,其服制改革非常严格——除了汉族女子居家外,不分男女不分满汉一律均穿旗装。
另一方面,旗人的生活方式在从游牧狩猎向农耕转变的过程中,服饰也在悄然改变着:袖口渐渐宽松、圆领变为立领、厚重的毛皮也让位于轻便的棉布与绸缎。相比之下,旗人的女装沾染上了更浓的“汉风明雨”,汉族传统的寿字纹、如意云头纹、团龙纹等纹饰也渐渐多起来。如果不考虑满族女性独有的头饰“大拉翅”与鞋履“花盆底”,清朝女子的旗袍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满汉融合的产物。
清代中后期,民间旗袍大多秀丽温婉,很难找出入关前马背上民族的豪放气息了。
皇室的旗袍更多尊贵华丽。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内保存着一幅镶嵌在中式插屏框内的慈禧太后油画像,画中的慈禧身着“土豪金”旗袍,一身珠光宝气,表情庄严而带些许神秘。这幅油画的画师是荷兰人胡博·华莱士,据传在作画之前便被慈禧的容貌所打动,而慈禧显然也对画作非常满意,连连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说“very good”。
旗袍在20世纪初进入一个短暂的衰退期。清朝灭亡后,旗袍一方面在民间大受冷落,逐渐退守到原满族贵族家庭,另一方面又与西式服装相结合,孕育着新的造型。
民国时期民风尚简,脱离了繁文缛节的束缚,旗袍也在悄然变化:除了整体轮廓仍承袭着晚清的宽身造型外,袖子收紧缩短并露出手腕,袍身缩短至脚踝,流行百余年的镶滚、刺绣等装饰也大幅度减少,整体风格趋于素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基本完成新旧款式的迭代并进入全盛时期。作为中国时尚的风向标,上海名媛、贵妇在各种场合展示着旗袍的风姿,电影明星更通过银幕将旗袍塑造成时代的经典。如果说胡蝶、阮玲玉、周璇等著名女星演绎出了旗袍的艳丽性感,那宋氏三姐妹则展现出旗袍端庄华贵的另一面。
除了名媛,最能体现民国旗袍风的要数月份牌——这是一种广告宣传画,画面上标有商品商标,并配上年历或月历,画上最常见的是美女。从清纯女学生到电影明星,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总与旗袍一道出现。当时著名画家叶浅予、万赖鸣等均在杂志上绘有时装画,那些风情万种的作品里,亦不乏旗袍的身影。
共和国成立后,旗袍曾一度在中国大陆绝迹。就在这一时期,旗袍却在海外流行起来。改革开放后,旗袍渐渐在中国大陆复苏,1989年苏州刺绣厂设计绣制的旗袍在首届北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而此时距离那个八旗子弟诞生的时代,已经过去四百年。
题图为电影《阮玲玉》剧照,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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