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九篇。

专访李蓓芬是在她北京劲松和谐雅园家中。这个小区住了许多外交官，那些慢悠悠推着自行车去买菜或牵着孙辈手在花园中遛弯的老人，看似普普通通，但倒退几年或者十几年，很有可能是代表国家持节海外的大使、总领事。

李蓓芬家的客厅放了不少异域风情的摆件，这是她驻外生活的留念；还挂着几幅写意国画，那是她60多岁退休后自学而成。而在最显眼处，放着她接受贝宁政府授勋及作为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递交国书的照片，“这是作为大使最自豪的那一刻”。

图为李蓓芬向时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递交国书。

1950年的李蓓芬生在上海虹口，1964年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学习法语。这所学校日后成为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杨洁篪、王光亚、崔天凯，以及现任副外长谢锋，都在此学习。

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中国迎来建交高潮。那年李蓓芬进入外交部，安排到法国布列塔尼大学进修。法语干部就一直能在巴黎塞纳河边喝咖啡？至少在李蓓芬的外交生涯中，更多时间是在条件艰苦的非洲法语区工作——东非国家吉布提、西非国家贝宁及北非国家突尼斯，都留下了她工作和生活的印迹。

1979年，新中国首位女性大使丁雪松出使荷兰，1994年首位派驻非洲女性大使赵宝珍赴马达加斯加上任……一位位中国女外交官远渡重洋，如浮萍般四海为家。

作为其中一员，访谈中李蓓芬很坦率地谈了对女性大使的认识——

“由于天性使然，妈妈会更牵挂家庭。所以女性大使内心要比男性大使更强大。”

“什么叫心碎的感觉？当听到孩子在北京得重病住院，你还要在国外强颜欢笑参加活动。”

“国家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放低对大使的要求。女性大使、女性外交官只能要求自己更努力。”

亲历新中国首次海外人员撤离

上观新闻：你的驻非第一站是中国驻吉布提大使馆，那里情况什么样？

李蓓芬：吉布提是东非小国，气候非常炎热，有“沸腾的蒸锅”之称。1984年3月我们夫妇到任，一下飞机热浪扑面而来，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在那里洗澡不用烧水，因为水管流出的就是热水。当地条件艰苦，饮用水要到山上拉，整个首都只有一家台湾同胞开的中餐馆。

当时，吉布提使馆作为我国5个驻外使馆改革试点馆之一，除保留大使司机外，撤去所有的公勤人员。包括经商处和大使夫妇在内，使馆只有6位外交官。1985年11月初大使离任回国，我的先生担任临时代办，主持使馆工作。

1986年1月13日，南也门发生内战，首都亚丁枪声四起。多国驻南人员撤至隔海相望的吉布提。于是，突如其来的考验落在我们身上。

上观新闻：当时我国在南也门有800多人，如何撤离？

李蓓芬：第二天（1月14日），外交部就电告我们使馆，首批近百名中国在南人员将撤往吉布提。部里指示我们就地安置。如果实在困难，可以撤往邻国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当时，我们的人员都是靠外国撤侨军舰在有空位情况下分批带来的，因此我们只能24小时守在吉布提港口，随时准备接我撤离人员。有时交通工具不够，就临时通过朋友关系借用法国驻吉基地的军车。

我们面临最大难题是人员安置。吉布提有限的旅店早已被他国撤离人员住满，我们只能组织在吉中国医疗队、中建、中土工程队等单位，采取临时包干的办法安置。此外，因为吉布提与埃塞、索马里间的路况极差，大批人员撤往那里没有可操作性。

图为在李蓓芬在吉布提。

上观新闻：身在吉布提一线，你们提出什么方案？

李蓓芬：当时，每周从埃塞飞往北京的航班有大量空座，是不是能用这个航班撤离人员？考虑再三，我们向部里发电报建议：请几天后由埃塞飞北京的民航班机临时经停吉布提，接送部分人员回国。17日，外交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联署来电复告，同意我馆建议。1月20日下午，经我们向吉外交部和民航局紧急申请，中国民航班机抵达吉布提机场，近百人乘机回国。

由于撤离匆忙，大部分撤离人员护照丢失，为此我们约见吉外交部双边司司长。双方协商同意，使馆将撤离人员名单一式两份，由使馆和吉外交部各执一份。中方撤离人员按名单在机场排队，经过吉边防、海关与使馆人员共同查验后放行。

上观新闻：但仍有部分人员滞留在吉布提当地。

李蓓芬：没错。我们想，既然国内同意民航班机临时经停吉布提，我们就大胆建议国内像其他大国一样派专机接回其余人员。

国内很快同意，从1月25到28日，先后派来两架波音747、一架波音707专机，将我除驻南也门使馆留守人员外所有人员接回国内。经过这半个月工作，我们顺利完成撤离任务，受到外交部通报表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我也因劳累过度病倒随第三架专机回国看病。

这次撤离行动是新中国首次对我海外公民实施领事保护。虽然规模比2011年利比亚撤离小很多，但仍留下很多经验。我们夫妇能参与其中，非常光荣。

要“为国家守好阵地”

上观新闻：你的两任大使任期都在非洲，第一任是2004年至2008年的驻贝宁大使。

李蓓芬：贝宁位于西非，是世界重债穷国之一。那段时间，台湾陈水扁当局大搞所谓“银弹外交”，而贝宁又面临总统选举。上任前，李肇星外长一再嘱咐我要“为国家守好阵地”。我深感压力和责任巨大，决心要不辱使命。

当时我工作重点，是根据不同总统的对华认知和态度针对性地做工作。比如，时任总统克雷库属于非洲老一代领导人，对华友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非常尊重他，涉及双边事务时常去听他意见。

而2006年初当选的新总统亚伊是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做好受西方教育、知识型的领导人工作，保持和深化中非友好关系，是我的新课题，也是台湾“银弹外交”对我的考验。我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各种途径做好新总统工作。

棉花是贝宁支柱产业。亚伊执政初期正是棉花播种期，国内棉农因为上届政府欠款而不愿种植棉花，情况非常紧急。他紧急召见美国、德国、中国等五国大使求助。西方国家大使提出先决条件，并表示时间紧，没有操作可能性。我们使馆则连夜向国内报告并提出建议：把钱用在刀口上，办西方人办不到的事，为贝宁紧急提供少量现款援助。国内有关部门特事特办，一星期就把钱打过来了。

这件事使总统和贝宁人民很感动。有的贝宁朋友将棉农危机比喻成“家中失火”，说西方只会大喊“着火了”，而中国朋友才是“直接取水灭火”。当年亚伊总统访华时也一再感谢中方雪中送炭。这件事增进新总统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

图为李蓓芬与贝宁总统克雷库。

上观新闻：听说当时你是唯一在西非工作的中国女大使。

李蓓芬：对的。贝宁是疟疾（打摆子）高发区，作为女性外交官，参加重要活动时要穿裙子，这增加被蚊虫叮咬可能性。我在那里3年半打过5次摆子，浑身忽冷忽热，身体发虚。

按理说，挂一个疗程吊针就可以恢复，但由于不能好好休息，我有时不得不挂两个疗程的吊针。每次发烧后半个月没有力气，但活动还得硬撑着去，常常是拔了点滴直接上场。工作第一、国家利益第一，是我们外交官思维定式和行为准则。

也是在贝宁期间，我手腕骨折了，打了石膏。那时，总统请我去考察，当地路况很差，连续几天我坐在车上颠簸，手臂肿得非常厉害，我只能安慰自己“手废了只能废了”。幸好，半年后还恢复得不错。

图为打着石膏的李蓓芬与贝宁总统亚伊。

上观新闻：你2008年起担任驻突尼斯大使，那里条件比贝宁好一些？

李蓓芬：对的。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与意大利西西里岛隔海相望，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集中海滩、沙漠、山林地貌的国家。它是个开放包容的世俗国家，虽然处在非洲，但城市更像欧洲。它的文明历史悠久兼容并蓄，既是迦太基文明发源地，也有阿拉伯文明、罗马文明与地中海文明。我很推荐国内的朋友去看下。

突尼斯曾被评为非洲大陆经济竞争力第一的国家，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特别发达。它属于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达75%。2008年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加工企业大量订单消失，国内失业情况严重。再加上西方推波助澜，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2010年底爆发“茉莉花革命”，总统本·阿里出逃。直到如今突尼斯政局依然不太稳定，期待这个美丽的国家尽早走上符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上观新闻：当大使过程中，做这两个国家工作有区别吗？

李蓓芬：有的，就拿安排两国官员访华为例。贝宁经济较为落后，他们官员对我国经援的期望值很高。因此使馆向国内建议，不仅要让他们看发达地区，也要让他们看贫困地区，特别是脱贫示范区。访华后，他们很感慨中国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对非的无私援助，并称中国农村的脱贫经验对他们有启发。

突尼斯经济相对发达，多数政府官员曾在西方接受教育，更关注仰慕美法等国。我们就安排他们去北上广等发达地区参观，改变他们对中国的一些片面认识。很多时候，工作要国内外一起做，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外宣要寓观点与政治于事实中

上观新闻：除了驻外之外，你从1978年起一直在新闻司工作，当时情况什么样？

李蓓芬：改革开放初期外国驻华记者不多。我当时负责管理欧洲法语记者。我们和外国记者的互动，不一定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立场，但可以通过一些工作告诉他们中国实情，使他们在报道中多掂量掂量，更接近事实。

我处理过一个案子。当时法国某电视台拍摄“今日中国”片子，其中多是中国脏乱差的一面。司里面安排我去交涉。法方记者开始不太理解，认为片子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并能说出拍摄的时间地点。我告诉对方：相信你们的职业道德，有些镜头可能是“客观但不公正”，会误导你们的受众。

我举例，如果拍个“今日巴黎”，同样也能拍到脏乱差的一面。如果把这些放给中国观众看，告诉他们这就是巴黎，合适吗？法国来过中国的人不多，他们没有自己做判断的感性知识，也没法通过其他途径来验证你们报道是否以偏概全。我说，驻华记者应该让本国观众全面了解中国，促进两国关系。这位记者认为我讲的有一定道理。

上观新闻：1998年你在担任驻法使馆新闻参赞时，建立了中国驻外使馆第一家网站？

李蓓芬：这要归功于使馆几个小伙子，他们精通互联网，大家一起把中国驻法使馆网站建了起来。吴建民大使对此很支持，他重视外宣工作，对法方采访要求几乎来者不拒。他认为，别人采访你的时候，正是你的声音发得出去的时候，不能错过。

上观新闻：如何在中西文化差异现实下，讲好中国故事？

李蓓芬：首先要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与思维方式不同。这些东西犹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无刻不在。东方文化讲究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东方文化看主流、看统一、看共性；西方文化看对立、看矛盾、看个性；东方文化重宏观、讲感性、讲原则，西方文化讲微观，重逻辑、重具体。

因此，根据我的经验，我们的外宣工作应该通过人性化的、以小见大方式，寓观点与政治于事实之中，使她们感到接受的不是观点而是事实。

我还记得，1999年国新办赵启正主任在巴黎作报告。在介绍中国法制建设时，介绍了由法国民众熟悉的女星巩俐演的《秋菊打官司》；在介绍中国女性地位提高时，用了旧社会小脚女人和女足队员孙雯在世界女足赛中临门一脚的照片做对比。效果都很好。在与外国朋友交往中，只有双方信息需求理顺了，思维逻辑甚至语言方式对路了，才能达到我们做工作的目的。在信息时代就是要看谁的故事更让人信服。

图为李蓓芬与时任外长李肇星。

图为李蓓芬与贝宁总统亚伊。

女外交官会对家庭亏欠太多

上观新闻：相对而言，女性外交官少一些，女性大使更少。

李蓓芬：有人说，外交就是男人的世界。这话当然有失偏颇，但外交官男性居多是客观事实。男性大使在担当、魄力、雷厉风行方面可能会天然地强一点，但国家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放低对大使的要求。从这一点上说，女性大使、女性外交官只能要求自己更努力。

此外，由于天性使然，妈妈会更牵挂家庭。所以女性大使内心要比男性大使更强大。什么叫心碎的感觉？就是当听到孩子在北京得重病住院，还要在国外强颜欢笑参加活动。

我一直说，外交工作是个崇高的事业，但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因为会对家庭亏欠太多。

上观新闻：那女性外交官有优势吗？

李蓓芬：一方面，女性观察问题相对细致、考虑周到、工作细腻。比如，我注意到贝宁总统克雷库比较养生，就送给他“宁夏红”酒（用枸杞和红枣泡制而成）。虽然东西价格不贵，但他很高兴爱喝，觉得中国大使很关心他。

另一方面，女性大使能与驻在国高官的夫人走得很近，这点男性大使无法做到。我在任期间，与贝宁、突尼斯很多高层夫人成为朋友。有些时候，做高层夫人工作，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此外，女性大使亲和力会强一点，我会把年轻外交官当孩子一样看。他们也很愿意与你交心：失恋了会跟你说，你要去关心；谈恋爱了会跟你说，你还为他们出主意。有的孩子结婚了，还请我去当证婚人。看着他们一天天成长起来，成为新一代中国外交中坚力量，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上观新闻：怎么评价自己外交官生涯？

李蓓芬：我很荣幸能在国家崇高的外交事业中发挥自己一点价值，虽然经历过艰难困苦，特别是对家庭亏欠很多，但我无怨无悔。

近40年的外交生涯，我始终努力践行周总理对外交干部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十六字方针及“忠诚，使命，奉献”六字的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努力工作，积极开拓，不辱使命。我的微薄奉献也得到组织肯定，退休时被授予优秀外交官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