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指出，要“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反对特权现象，树立好的家风家规”。“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既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体现和实践表达，更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精神和红色家风的生动写照。

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尔鎏侄：来信已收到。这两天正值人大闭幕前夕，很忙，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很疲乏。你信里提的问题，我已和伯伯、同宇叔婶开了飞行家庭会议，商讨了你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并由同宇叔和你面谈。请你即到同宇叔家去，他不久前曾到上海你家，可以把你奶奶和父亲的近况告诉你。你到此后，可打电话给成元功和张元同志。伯伯身体好，勿念！匆此　祝健好！ 七妈　七月十三日上午”

这封家信被收录在由周尔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中，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七爸七妈）给侄儿周尔鎏的回信，提及的主要事项是周尔鎏是否参加外文系学习存在的思想斗争。

1956年，南开大学决定重新开办外文系英语专业。周恩来对母校恢复英语专业非常关注，认为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新中国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外语人才，特别是通晓英语的人才。南开大学领导考虑到，重新建立英语专业需要一名懂英语的半脱产学生担任外文系的团总支书记兼辅导员，故找到有英语“特长”、正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的半脱产学生周尔鎏。

周尔鎏考虑到半脱产学习时间过少、经济收入甚微等因素，尤其是夫人王章丽刚生了女儿，故回复学校的意见是“提前毕业”，这样能自食其力，也能减少周恩来的负担。

周恩来知道此事后，随即召集周尔鎏在京亲属举行家庭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一致意见：鉴于国家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周尔鎏中途退学是不适合的；希望周尔鎏接受学校的有关安排，经济困难问题，仍由周恩来从自己的工薪中凑足费用给予帮助。这既体现了周恩来对周家晚辈的关心和支持，更体现了他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情怀。

就这样，周尔鎏得以到外文系学习英语，同时担任学生辅导员和团总支书记，直到正式毕业。毕业后，周尔鎏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的殷切期望和重点培养，曾在北京二外从事英语教学管理工作，任中国驻英国使馆文化参赞，中联部、对外文委等司局级职务，为中国外事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其实，周恩来邓颖超与周尔鎏的深厚感情可追溯到1931年。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弄）44号二伯父二伯母家（周尔鎏的祖父母家）避难，见到周尔鎏这个周家的长房长孙，很是疼爱。新中国成立后，周尔鎏以西南地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南开大学，周恩来知道后很高兴，因为这也是他当年就读的大学。求学期间，周尔鎏从未公开自己与周恩来的关系。得知周尔鎏获得天津市“三好学生”后，周恩来开心地说：“美好的金子迟早会发光的。”

梅林牌花生米罐头

1946年，周恩来派人在上海找到周尔鎏和李鹏、聂力，后李鹏、聂力被带到延安，而周尔鎏被安排在上海读完高中。其重要原因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应该优先照顾烈属子弟和其他干部子弟。

周尔鎏与王章丽结婚时正值物资缺乏时期，周恩来亲自拿了一罐上海梅林牌花生米罐头作为结婚礼物，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物资缺乏，不必用糖果来招待来宾，把这罐花生米打开吃吃就可以了，重在彼此间的情谊而不是重在物质上的礼遇。”并嘱咐道：“花生米吃完后把空罐头盒子卖给附近的废品公司。”

另据周尔鎏回忆，其堂弟周秉和在延安插队时，当地为了照顾他，让他参了军。但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原因之一是这不利于稳定农村知识青年队伍及国家大局。最终周秉和在新兵训练即将结束时，从部队返回延安继续插队。

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

1953年2月，周恩来委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干部王雨波转告淮安县政府“三点意见”：对于八婶的生活费，今后由“周恩来本人每月汇寄”，“再不要政府照顾了”；祖坟要平掉，遗骨“装入罐中深埋”，把土地交生产队使用；驸马巷的房子不准修，不准让人参观，更不准宣扬“我出生的那间房子”，凡已有住户者，不准让人搬家。

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时曾对其亲属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可见，周恩来之所以一直没有回淮安，不是不思念故土，而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

周恩来曾多次教导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邓颖超也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你们有困难，我们的工资可以帮助你们，毫不吝惜，但我们从来不利用工作职权来帮助你们解决什么问题，你们也不要有任何特权思想。”

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周恩来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任职。”据周尔鎏回忆，尽管七爸周恩来对七妈邓颖超感情笃厚，在生活方面照顾体贴到无微不至，但始终不同意她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

周尔鎏从南开大学毕业时，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希望他到外交部工作，周恩来考虑到他主管外交部工作，要避嫌，周尔鎏就去了对外文委工作。正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周尔鎏对提级、加工资等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总是一次又一次谦让给他人。

在1964年8月10日的家庭会议上，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并强调，“这五关中，一头一尾，‘思想关’和‘生活关’最为重要”。他认为，思想方法不对头，看一切问题都会看不准，甚至会颠倒是非；要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只有立场正确，才能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