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主流学界认为，上海钱庄萌芽于清乾隆年间旅沪绍兴人所设煤炭店的兼营货币存放业务。也有人认为，上海钱庄与沙船、豆米行业有密切关联。无论持何种观点，上海钱庄都天然与商贸流通领域的关系密切。至晚清民国时期，上海钱业家族集团以江苏和浙江两省人士为主，而为这些钱业家族经营管理担任经理者又以浙江宁波、绍兴和江苏镇江等地的人占绝大多数。于是，上海钱庄经理又形成了“宁绍”和“镇江”等帮别。在过去，“帮”特指会馆之下同业者的小团体（简称“会”）。例如上海四明公所内的同善会，其实就是一买鱼帮。但对外乡人来讲，有时候“帮”则又特指一般意义上的同乡人。例如，所谓上海的宁波帮，意指居住在上海的宁波商人。

与宁波帮一样，旧上海当然也有绍兴帮，其中以钱业、银行业与酒业为盛。过去绍兴帮钱庄经理，以余姚籍和上虞籍的绍兴人居多。过去绍兴府下辖的余姚、上虞虽分属两县，但两地的语言风俗相近，人事往来频繁。近人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到，绍兴帮钱庄经理“性机灵，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

出于钱业对信任要求的特殊性，钱业往往父子、叔侄相承。因此，绍兴帮钱庄出现了以经纬、经元善等为代表的上虞经氏家族，以陈春澜、陈秋山为代表的上虞陈氏家族。余姚人陈笙郊更是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华人总经理，成为上海绍兴帮钱庄经理的领头羊。对此，曾任上海钱业公会主席的慈溪人秦润卿认为，当时绍兴帮诸庄大都为别庄资本家的投资，宁波帮则本帮资本家投资比较多。此盖当地人士之才力不同使然。实际上，为将固有的商业价值稳定在同乡同业的圈子内，绍兴帮钱庄经理也共同创办了不少新式金融机构。裴云卿、田祈原、严成德等人先后合股创办上海浦东商业银行、上海中一信托公司（中央信托公司）、上海绸业银行等机构。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钱庄的绍兴帮成为沟通绍兴与近代上海的重要角色。绍兴帮钱庄经理们以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浙绍公所永锡堂等民间社团为支点，对绍兴乡民进行赈济灾民、介绍工作、平息纠纷、捐资兴学、创办医院、运柩回籍等诸事宜支援家乡建设。今日所见如上虞春晖中学、余姚阳明医院（现余姚人民医院）均由上海钱庄的绍兴帮一手缔造。值得称道的是，浙绍公所永锡堂会在每年的清明、冬至将同乡的棺柩运回绍兴老家。除抗战期间暂停外，浙绍公所两百余年从未间断运柩回籍事业，这让上海钱庄的绍兴帮成为过去旅沪绍兴人的领袖。

自明代中叶以后，浙东宁绍各县由于生齿日繁、地狭人稠，宁绍二府乡民多以外出谋生为荣。此地海路距离上海不过225公里，陆路亦与运河相通，交通非常便利。相比之下，过去浙江省内各城市之间少有经济联系。沪杭甬铁路上海至杭州段早在1909年就已经建成通车，1914年从宁波到曹娥江边百官镇一段亦已铺轨完成，但后来由于资金缺乏工程中辍，直到抗战前夕，杭州与宁波之间尚未通车。交通的原因导致曹娥江以东各县百姓往往去上海，而不是杭州。过去绍兴人到上海第一站便是投亲靠友，去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找绍兴帮钱业经理们，便是上上之选。

正是地缘与业缘的多重复合，绍兴帮钱庄经理名副其实成为旧上海绍兴人的佼佼者。他们既是上海钱业公会的灵魂人物，又是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的委员。他们既活跃于近代上海的钱业市场，又长期关心地方建设事业。他们既有旧道德的影子在，也有敏锐的商业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