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若干政策措施》”）正式生效。该措施是上海数字化转型“1+3+1+1”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到2025年，推动上海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进一步提高，着力形成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框架体系。同时，着力强化目标引领、制度供给、精准服务、统筹推进，聚焦经济、生活、治理重点领域高频急难问题，立足于全方位激发各类主体的转型活力和动力，提出全面激发经济数字化创新活力、全面提升生活数字化服务能力、全面提高治理数字化管理效能、数字化转型建设多元化参与、系统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保障5方面共27项政策制度和保障措施。 

上海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对标“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的更高转型要求，上海市部分企业依然存在“不会转”“不能转”“不想转”和“不敢转”等问题。比如中小企业“缺技术标准”和“缺公共平台”，难以依靠自身实现数字化转型；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平均税后利润低，“缺资金”数字化项目贷款难；国有企事业单位“缺激励机制”，数字化转型深度不够；互联网+医疗“缺政策”，首诊和差别化收费机制还有待突破等。 

为此，《若干政策措施》立足更加注重激发各类主体活力、更加注重社会力量多元化投入、更加注重吸引数字经济市场主体集聚发展，来推动全方位、深层次数字化转型，营造更好的转型政策制度环境。 

数字化转型重在发挥全社会各类转型主体的积极性。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加大考核和激励力度，全面激发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区县等各类主体转型活力和动力。比如，为推动国资数字化转型，上海将推行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一企一战略”和“一把手”负责制，要加快实施数字化转型投入视同于利润政策；比如，为推动医疗数字化转型，上海将推进市级医院、区域性医疗中心全面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试点在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置互联网+医疗服务管理部门，并完善考核和薪酬等机制。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若干支持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人才政策。比如，在工作机制方面，上海将在部分委办局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试点“首席数字官”制度，建立数字化转型和公共数据开放的勤勉尽职和容错机制。在岗位设置方面，上海将支持数字化转型事业单位设置创新性特设岗位，不受本单位岗位总量、结构比例和岗位等级限制。在领军人才方面，对数字领军人才等高级专家，聘用为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含“双肩挑”人员），可不占所在单位的正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允许高校、科研院所自主认定数字化转型高层次人才，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等办法自主决定薪酬水平。 

数字化转型是全社会整体性转变，仅依靠政府投入已无法满足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要求。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改革数字化项目传统建设模式，需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比如，为鼓励数字化转型建设多元化参与，将在全市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建设中试点“赛马制”和“最佳实践”等机制；以“揭榜挂帅”形式支持有条件企业参与“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应用程序与算法开发，探索实施使用效果与服务费挂钩的激励机制。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创新数据开发利用的新模式。比如，为加大公共数据开发开放，上海将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建立完善多元化主体公平准入的运营体系，让数据这种新型要素更多赋能社会主体，产生更多经济和社会价值。再比如，为进一步推动数据中心算力资源有效利用，上海将依托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覆盖电能使用效率（PUE）、有效算力效率（CUE）、经济产出效益（EUE）等指标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数据中心有效算力效率评估和区域算力调度创新试验。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类数字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就是要加大市场主体的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包容审慎的发展环境，完善数字经济新业态准入准营的便利化措施。比如，出台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2021版），完善数字经济行业名称，优化企业登记服务和行业统计等配套措施。 

另一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了要通过政策引导来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企业，吸引各类数字经济企业来沪发展。比如，上海将支持数字经济民营企业总部，鼓励外资企业在沪设立数字经济功能型总部、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要聚焦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高能级市场主体，加快推动新生代互联网企业发展，打造数字经济上海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