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书”时，我们是在谈论一个实体、一种产品，亦或是一些信息、一份情怀？在这个没有书展的8月，我们搜寻了一些关于“书”的片段，试图再次探讨书的建构： “书”何以为“书”?

8月初，我们来到上海市盲童学校。树影蝉鸣，校园深处厂房内，两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海德堡盲文印刷机在工作着。全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盲文教材都在这里印刷，要在9月开学前送到孩子们手中。

“书”是什么？我们特意探访，想从这里寻求一些答案。

这家印刷厂初建时是上海市盲童学校印刷厂，改制后独立成公司。2006年，学校印刷厂“需要一位男同志”，原是学校体育老师的潘海峰就过来了。2011年，他成了印刷厂的负责人。

采访的过程中，潘厂长的手机上来催印刷进度的电话就接二连三响个不停。随着国家对盲人教育事业的重视，在员工人数维持在30人出头的情况下，印刷厂每年的生产量从2016年的580万印张到2021年预计生产1180万印张。这次为2021年秋季学期准备的生产量将达到680万印张，潘厂长预计，未来的生产量还会逐年增加。而印刷厂生产量有着机器和人工的限制，目前可以做到每天4~5万印张，每年完成约15万册盲文教材。

“这种特殊的工作只有我们能做。”潘厂长想得很明白。印刷厂在整个七八月份就没有休息，“要赶在9月1号让学生能够拿到书”。

自2017年起，新修订盲文教材列入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用书目录，并在全国逐年逐步使用。这意味着，视障学生与普通学生将使用同样的教材。但盲文教材的印制不同于普通教材，它需要经过重新编译，这项工作也由印刷厂完成。由于盲文有严格的分词规则，又主要靠手动输入，难免错漏，需经三次校对无误，才算完稿。

之后，是印刷的过程，也是我们这次探访的核心。我看到的是至今没翻新过的厂房、仓库里堆叠的棕色牛皮纸张，看到编译好的盲文凸点制成铝版，再一版、一版地将凸点压印在每一张牛皮纸上。 因为盲文凸点经不起挤压，所以盲文教材装订必须手工：折页、配页、锁线、查页、装贴，机械而重复。大多数工人要看得懂盲文。因为每次印刷如果出现差错，还需要肉眼识别、手动核对。

那两台双面盲文快速刻印机是核心印刷机器，使用至今，印刷的流程和工艺几十年来几乎没有改变。牛皮纸也还是那样质地粗糙但厚实，印出的每本盲文教材是普通教材的四五倍厚度，甚至还要分上中下册。

如今视障者通过电子化的辅助工具，能“听见”文字，能“听读”书本，这些机器语音不带情绪的朗读，同样是在传递信息。在印刷厂从事校对工作的张倩飞也爱用手机“听读”小说，但作为这所盲童学校的毕业生，她觉得，在学校学习盲文、学习摸读，反复地关注和吸收重点和细节，对学生的认知无可取代。

一言蔽之，学生迫切需要这些盲文教材。8月未尽，运转了几十年的印刷机还在校园里日复一日地工作。我想，书是责任。

探寻“书”的多种可能性，也是为了审视“书”的意义与核心价值。纸张、文本、装帧、生产、背后的人与故事……每一块都是“书”的组成部分。我们因各不相同的执念，挂念起每个延安中路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