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上午8：50分，正在开会的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沉痛哀悼我们敬爱的王邦佐老师仙逝。”从知道这个噩耗后，当我工作之余独处的时候，先生的音容笑貌，先生的风骨风范，先生的谆谆教诲，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翻开先生送给我的《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一书，又看到他那标志性的笑容、那熟悉的笔迹，记忆的闸门不可抑制地被打开，往事如潮般地涌入脑海。特别是看到“留念”这两个字，我才惊觉先生真的离我们而去了，这本书真的就是“留念”了……

从来不端架子的“大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大概是在1998年，当时他已在市社联工作，在复旦和孙关宏老师合开一门政治学原理的课。来自偏远农村的我当时很木讷、胆小，加上开始普通话不大标准，不敢在像先生这样的“大人物”面前说话。他看出我胆怯的心理，鼓励我多发言、讲话，多练笔。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某次发言后，先生对我说“讲得很好嘛”，这给了我极大的学习信心与勇气。从那年以后，开启了我们之间20多年从没间断的师生交往与情感交流，直到被疫情无情地阻隔，我最后一次见先生被永远定格在2020年10月11日。

往事如潮，涌上心头。

我记得在学习十五大报告时，写过一篇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小文章，先生不仅帮我修改完善，而且推荐到刊物上发表，这是我的处女作。过了不久，令我没想到的是，工作繁忙的先生竟托人带来了该文被《文摘报》摘录的小“豆腐块”，他对学生的上心与关爱可见一斑。我至今还珍藏着这个“豆腐块”。后来跟着先生读了博士，他鼓励我参加他主持的国家项目课题组，正是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孕育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博士论文要出版之际，他又从他的课题经费中挤出费用以供出版。

在跟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关注论文选题、文章结构这样的大问题，也时常提醒我们要注意细节，要锤炼、推敲文字，绝对不能犯政治性、常识性的错误。除了关注学生的学业外，他还十分关心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当评上副教授后，我喜滋滋地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他当然很高兴，但同时又说，还要继续努力、多出成果，争取早点上教授。前几年，当他得知我担任市委党校某一行政岗位，特意嘱咐我要“双肩挑”，千万别丢了自己的老本行，还是要抽空写论文，不仅要写学术文章，也要写在报纸上发表的宣传文章，因为它们的受众、影响面不一样。

先生不仅关心我的成长与发展，我成家有了孩子后，他和师母方老师又关心起我孩子的教育问题，每次离开先生家，他们总是让我带走一些给小孩的食品、衣物，并且还提醒我在小孩教育上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写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先生实际上早已是我的指路明灯，当我迷惘时，能给我廓清迷雾、指明努力方向；当我懈怠时，给我指出新的问题和努力的新目标，激励我奋力前行。尽管这两年，因为身体原因，先生的话语变得不再那么明朗，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向他诉说、汇报，听从他的建议。但从今往后，天人两隔，这些迷惘、烦恼我该向何人诉说？！

举办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

如果说，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关心，体现出老师的人之常情的“私心”，那么他对国家发展的关注、对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着以及对他人的帮助与关爱，更说明先生是有“大爱”之人。

他经常对我们讲，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执政党的因素、体制的因素在其中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尽管其中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这绝对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先生特别反感那种在情况不明、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进行的无端解构与批判。先生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量，而是从自己的成长、发展经历中得出来的符合更多人利益的理性的结论。先生小时候家境贫寒，放过牛，靠亲戚与老师的接济、资助才考上大学，完成学业。记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经历很丰富，可以写一本书，书名都想好了，那就是《从放牛娃到大学校长》。先生87年的人生岁月，真正地历经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这可能是他有那种政治态度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先生对事业的倾力，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学界戏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有“中国MPA之父”之称的夏书章老先生就盛赞该班起到了“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由此复旦政治学奠定了在全国的影响力。在今天看来，讲习班这种形式在全国各大高校、各大学科可谓遍地开花，司空见惯，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种形式可谓石破天惊，并且操作远比想象中困难。这不仅仅是经费问题，更多的还体现在先生决策的果敢与担当、做事的投入与精细上。说老实话，这个故事我早已知道，但对具体的细节与运作并无概念。直到2020年9月参加了我校举办的“庆祝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四十周年暨全过程民主理论研讨会”，先生的亲密战友孙关宏先生深情回顾了举办过程中的种种难题，说真的是“拼命”，我对此事才有了新的认识。令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当时先生还是年轻的小讲师，就敢于在这么大的场合主动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二是请授课老师很困难，耗时费力。因为当时上海的通讯、交通条件还不发达，连固定电话联系都很难做到，更谈不上现在的短信、微信方式，同授课老师联络基本上都是靠腿跑，也就是要同老师当面联系与确认，为此真的是把鞋子给磨破了。年过八旬的孙老师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度落泪，在场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学人无不为之动容。

“人走茶凉”在先生那里是从来没有的

至于王老师对后辈的提携、帮助，在政治学界乃至整个学界早已传为佳话。在那个论资排辈的年代，打破常规、不计个人得失，在关涉年轻人发展的职称晋升上，甘当人梯，并且说出了“高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更贴切些”这样的金句。正是在先生等老一辈政治学人的努力下，复旦大学政治学形成了提携、关心年轻人的传统与氛围。我多次听先生说过，年轻人超过上一代人，这是好事，否则事业如何发展？先生桃李满天下，不仅对自己的学生，而且对复旦的学生，对学生的学生，对其他高校的政治学人，都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很多学生、学人在走上工作岗位、在来到上海后、在退休之后，都不忘到先生家里、到医院来看望，有的不止一次两次；我也经常收到不少同仁的邀约，说什么时候再一起去看王老师。在先生生病住院的这几年里，除了疫情这段时间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去看望先生的人可谓是一波又一波。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的人格魅力，退休那么多年，“人走茶凉”在先生那里是从来没有的。

先生的这种大爱，不仅体现在对国家体制的认同、对事业的执着与对他人的关爱与帮助，也体现在为人处世的感恩、宽容与大度上。先生小时候家里清苦，靠亲戚、老师的资助才完成学业。工作后，先生从没忘记给予他帮助的老师、亲戚，不仅年年登门看望，而且还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先生也是出了名的孝子，工作后每月雷打不动寄钱养家，直至母亲去世。对亲情，先生有着深深的眷恋。2013年有幸陪先生一起回他武汉老家，祭奠了他的父母亲，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却了他的心愿；先生的妹妹知道离乡游子的口味，特意给他做了藕炖排骨汤，让我感觉到了他们浓浓的亲情。在我的印象中，先生从未对我讲起其他人的不是，更多的是讲怎样团结他人、与人为善，有的甚至是以德报怨。对待朋友，先生坚信“君子之交淡如水”，并以孙关宏老师为例，说尽管他们很少见面，在过年过节从未有任何金钱与物质上的往来，却总能在重大事情上心心相印、情同手足。

纸短情长，同先生20多年的交往、受先生恩泽，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对学生而言，留下了满满的充满感激的回忆。先生的家国情怀、道德文章、宽厚旷达等值得我们学生永远珍藏与继承！先生在生前不愿麻烦别人，还以这样的遗嘱：1.不举行任何悼念活动（含告别式）；2.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3.谢绝到家探访；4.谢绝家乡亲友来沪慰问；5.遗体、器官捐献，来告诉您的亲人、学生与朋友及所有关心您的人，这是要将“不麻烦别人进行到底”啊！

先生，学生只能以书写文章这种形式祭奠您！天堂没有病痛，您永远在我们心中。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