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党的科技功臣——钱学森》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钱学森生前的秘书顾吉环深情讲述了钱学森的故事。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顾吉环在发言。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出生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他，注定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与国家民族的未来紧密相连。

他是一位有坚定理想信念的人。小学时他知道了爱因斯坦和列宁，中学时思想进步。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的5年中，他从火车头设计转为学习航空工程，立志走航空救国的道路。这次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了国家的希望。经过5年的抗争，在中国政府的营救下，他终于得以回国。在驶离美国的轮船上，他这样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11月，在哈军工参观时，陈赓大将问他中国是否可以搞导弹，他回答道：“我们怎么不能够搞呢？我们中国人又不比他们矮一截，他们能搞，难道我们就不能搞吗？！”这些话，从此开启了中国导弹、航天的伟大历史征程。

他是一位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为了提高思想认识，他回国后就买来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学习，在实践中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1957年写的《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说：“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把理论和实际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

后来的工作实践使他认识到，光懂自然科学是不够的，必须学习社会科学。所以，晚年的他努力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文集》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学习马列著作，同时还阅读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哲学思想中汲取精华。他曾总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科学技术以及知识体系之首，是触类旁通的钥匙。”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哲学观。

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曾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当别人对他在“两弹一星”以及国防科技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时，他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我只是做了点党和国家要我做的事，比起整个事业来，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他十分珍惜自己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和荣誉。20世纪80年代，当他在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序言里看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他说：“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我又睡不着觉了。”

他姓钱，却不爱钱，他不恋权，看淡荣誉。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给他换房或盖新房，均被他谢绝了。他的理由是“我的住房条件与和我一起同船归国的人相比已经好多了，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所以，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仍住在20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里。在他看来，与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相比，个人的荣誉、地位、待遇都是微不足道的。

他一生无私奉献，活到老，学到老。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要为党的事业奋斗，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没有自满的时候，客观世界的事物千千万万，总有我们还不了解的东西，不能停步呀！所以，我也很少回忆往事，没时间。”

最后，我引用钱老为《郭永怀文集》出版时所写的纪念文章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这段话既是钱老对“两弹一星”功臣郭永怀的最高评价，同样也是钱老自己的人生目标。他这样写道：“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