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见证与现实的回答

■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评论家 丁晓平

 《1937，延安对话》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亚问题研究专家，也是《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又名《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友。1924年至1928年期间，毕森就曾来过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和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受斯诺影响并在其帮助下，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身份，与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夫妇等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毕森当时写下了两本采访日记——其中一本记录了他往返延安旅途的所见所闻，包括在延安度过的四天四夜；另一本则是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因辗转流离、多次搬迁，毕森没有及时将这次延安之行整理成书，直至30余年后的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启“破冰之旅”之后，他才静下心来重新整理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两本笔记，交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1937，延安对话》全书12章，核心部分是第七章至第十章，在这四个章节里，毕森原封不动地抄录了当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谈话。毛泽东是在延安凤凰山的住处接受毕森和拉铁摩尔一行访问的。他们提出的问题，主要聚焦在当前的局势，尤其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如何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国民党的转变等问题。

穿越时空，今天的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所做出的回答，“实际上等于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都提供了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报记录”。用拉铁摩尔的话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

在毕森眼中，身材瘦削、动作敏捷、谈笑风生、潇洒自如的毛泽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留着胡须的周恩来，“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的朱德，与毕森的想象十分吻合，这位红军司令的面孔，“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一张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红军的存在，让毕森认识到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句话乃至理名言。

在谈到统一战线今后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毛泽东告诉毕森：“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解释说：“在西方，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所起的领导作用。而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缺乏必要的生命力，因此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就不可能进行革命。这一条件决定了，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时代，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阶段”。

对于抗日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毫无隐瞒地指出：“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我们不仅需要美国的帮助，也必须利用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最后，毛泽东请毕森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两个国家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会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毕森离开延安回到北平之后的第五天，七七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毛泽东与毕森的谈话变成了现实，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抚今追昔，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毛泽东的这些谈话至今依然有极其强烈的指导意义，既观照着现实，也启迪着未来。

1972年，当毕森重新整理30余年前的延安对话时，他充满崇敬地写道：“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

《1937，延安对话》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 著
[加拿大]李彦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