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竺淑佳，有一个很温婉的名字，却有着不一般的果敢与决断。

每逢人生的转折，她并不按常理出牌，只听从内心的召唤。

生孩子当天，她还在办公室工作。在与国际同行竞争中，为了尽早写出论文，她把娃“扔”在了外婆家整整3个月。

看似无情却有情。日前，这位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员，先人一步，解析出了快速抗抑郁药“氯胺酮”结合靶标受体的三维结构，为后续研发副作用更小的快速抗抑郁药提供了重要基础。

【“可能从小接触大自然，遇到问题不会轻易放弃”】

如果把科研道路比喻为一场长跑，耐力和坚韧是必不可少的。

从3岁到7岁，竺淑佳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奶奶是浙江奉化的乡村老师，每天带着她翻过一座山去学校。天不亮5点半出发，在山间崎岖小路要走上40分钟，对竺淑佳而言，却是一路风景，再好玩不过了。就算到了冬天，积雪特别厚，分不清哪里是路，竺淑佳也不觉得苦。那时候吃的猪油拌饭，至今还留在味蕾的记忆中。

正是这样的童年经历，给了竺淑佳最好的锻炼。大学时期体育考试跑2400米，她是唯一跑进满分成绩的女生。“可能从小接触大自然，对于我的性格塑造很重要，遇到问题不会轻易放弃。”

竺淑佳坦言，大学时的生物实验课，不是去下水沟弄点细菌来培养，就是用牛皮纸包裹培养瓶去灭菌，再或是去啤酒厂、酸奶厂实习，她对此并不感兴趣。她加入了校邓小平理论学习读书会，可别小看这一社团，它在全校拥有6千多名会员，竺淑佳成为了社团的“总干事长”。临近大四，在所有人都认为她将留校当辅导员的时候，她选择了放弃。

就像走到了三岔路口，竺淑佳第一次认真思考自己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我不喜欢现在就看得到60岁时的样子，我想做有挑战的事情。”这时的她也才真正第一次审视自己的生物专业，并下了一个决心：考研。

这个决定无疑需要很大勇气和决心，当时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准备，她只能全力以赴去“拼”。这股“拼”劲，从此伴随着竺淑佳，走过了最艰苦的10年“不悔”青春。

【“做菜和做实验的原理是相通的，通过试错，发现最佳配比”】

在华师大攻读生理学专业硕士时，从本科时的校园风云人物，到各场学术报告的常客，竺淑佳像是换了一个人。在研一时，她还组织了30多个学生，一起啃下了《神经科学原理》，每个人自学一章，再举行读书会讲解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的科研兴趣点。

2009年，竺淑佳前往法国巴黎高师攻读神经生物学博士。她是导师皮埃尔·保莱迪（Pierre Paoletti）的第一个外国学生，为了来机场接她，这位教授凌晨5点就从家里开车出来了。

头3个月，竺淑佳只做了两件事，做实验和做饭。导师手把手教她做实验，并告诉她，细节决定一切，任何一个微摩尔的离子差异，就会导致数据的千差万别。而她从不善厨艺，到请全实验室同事吃饭做了30道菜，也只用了3个月。“做菜和做实验的原理是相通的，通过试错，发现最佳配比。要做一个好的生物学家，不妨先会做菜。”

竺淑佳常常在实验室加班，她的导师皮埃尔是唯一每周末来加班的法国人。在法国文化里，加班是纯粹自愿的免费劳动。导师说，他只是极度热爱他的工作而已。

2013年，博士毕业时，竺淑佳获得了一所中国高校副教授职位的邀约。家里人觉得，能在高校有一份工作，比较稳定，但她又一次选择了放弃，只身前往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我一直和大脑中NMDA受体的功能打交道，但它的结构是我的短板，我想补齐这一短板。”她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和纯粹。

尽管她也知道，如果一直出不了成果，博士后这一“高不成低不就”的身份反而会让自己变得尴尬，很难在研究所或高校找到合适的教职。但她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会毅然决然。

她的美国导师，是一位拿了很多奖的“大咖”，当时有15个博士后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一次，竺淑佳问一位博士后为何要解析某个结构时，对方说那得等解析出来才知道。与他们不同的是，一直研究NMDA受体功能的竺淑佳，非常清楚要回答什么科学问题，她仅用了两年时间，自己设计课题、做实验、写论文，成为最快出站的博士后。

竺淑佳的工作离不开冷冻电镜，博士后出站时，她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尚未配备冷冻电镜的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这里是学术自由探索的港湾，不看重人才是否有‘帽子’。所有的研究组长轮流对我进行了面试，招聘过程既专业又有诚意，一切都是欧美顶级科研机构的运作模式。”

就这样，2016年8月，竺淑佳在上海成为了一名独立的研究组组长。而她为这一天，整整准备了10年。

【“有的人早上刚开了药，晚上就自杀了”】

两年前，竺淑佳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人，总感觉身体不舒服，但家人带她做了常规体检后，没有发现异样，后来老人在家自杀了。事后种种迹象表明，老人应该是受到了重度抑郁的困扰，而家人对此一无所知，极其懊悔没有带老人去精神科寻求帮助。

据相关统计，目前中国约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但只有不到10%的人会寻求帮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医时已是重症。“有的人早上刚开了药，晚上就自杀了。”这些事情促发了她对抑郁症的关注。

传统抗抑郁药需持续用药几周才能起效，且对约占30%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没有效果。曾经作为麻醉剂使用的氯胺酮虽然能在1小时内起效，但有作为毒品被滥用的风险。如何改良这一药物，一直是全世界众多科学家努力和竞争的方向。

竺淑佳研究组

为了从原子层面解析氯胺酮与靶标受体的复合物结构，竺淑佳带领研究组开始了“奔跑”。这一工作竞争激烈，当时有国外的科学家公开宣称也打算解析这个结构，她丝毫不敢懈怠。

那时她刚怀孕，一到下午就犯困，但天还没亮就会醒来，于是她干脆顺应生物钟爬起来工作。怀胎十月临盆当天，她还在办公室。产假才休了两个星期，她就迫不及待在家里开了组会。最忙碌的时候，她把娃“扔”在外婆家整整3个月。

竺淑佳有非常严谨的一面，而且来不得半点变通。对于投稿的文章，她会带着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引用的文献必须注明来源，对于插图和数据，更是不允许有任何差错。

“不浪费纳税人的一角一分”，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从建组开始，不该花钱的地方绝不浪费，但只要是实验需要的试剂和耗材，也绝不含糊。

在竺淑佳看来，只有以学生为本的导师才能真正赢得学生的尊敬。每一个研究生刚入组时，她都会手把手地带教如何做实验——从标记样品名称，到贴上胶带防止脱落，再到示范每一个实验细节。

今年6月，论文被《自然》接收的那天，大家在办公室开香槟庆祝，竺淑佳说了一番话：“今天是开心的一天，但也是难过的一天，一位好朋友因抑郁症导致酒精成瘾，患了胰腺炎重症，没有抢救过来……我们做得还是太慢了！”

做科研，从来就不是为了发论文，而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初心所在，也是竺淑佳须臾不曾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