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讲话言简意赅地分析了当前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并对世界大势作出了重要判断。其中对中国外交的“一个新形势、二大挑战、三项任务”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需要继续学习。

一是全面认识中国外交面临的新形势。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国际形势的延伸和发展，也是其重大变化的催化剂，极大地增加了当代全球事务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使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形势更加纷繁复杂。另一方面，中国抗疫和防疫的伟大胜利促进了国际合作，提高了中国和非西方力量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增加了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建设性互动，促进了全球治理从原则到落实的转化和过渡进程。但是，中国在抗疫防疫的中流砥柱作用强化和固化了美国对华的战略警觉，并成为后者动员和组织西方联合阵线的重要战略借口。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形势、掌握规律并做出应对。

二是中国外交面临格局和体系的两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国际环境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有许多，其中国际格局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则是带有全局性和方向性的两个。当前世界正处于从多极化到多极格局的关键转折期，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一起在克服困难和排除障碍中共同促进国际格局变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会催生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格局催生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重大变化，2016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国际政治安全格局变化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

三是中国外交需要强化的三项任务。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中国外交的战略和政策都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强化。第一，重新认识国际政治和安全因素的新作用。在当前的特定阶段，世界政治和安全对经济的反作用凸显。就政治因素的新作用而言，西方正在强化政治对立。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实力不断相对下降、体制机制缺陷日益凸显，政治感召力和影响力减弱。在此不利形势下，西方需要强调价值观的“优势”，以达到巩固国家内部和西方内部的团结，并维护其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就安全因素的新作用而言，西方“安全滥化”的制华遏华战略意图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第二，建设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问题导向。当前，世界政治安全动荡不安，各类议题和各种挑战层出不穷，需要国际社会对此进行体制机制的统揽思考和统筹安排。中国作为历史进步力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应当而且可以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发挥更加全面和重要作用。中国在维护现有体系运作并进行改革创新中，首先要强调问题导向。外交是现实的，也往往是即时的，全球治理体系要管用，要应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最紧迫和最现实的问题。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千头万绪，各国安全议程也不尽相同，需要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和一致行动，这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因此，新的体制机制要理旧账，在解决久拖不决的热点问题上要体现有效性。此外，还要把防止大规模战争和超级非传统安全的爆发列为国际社会优先处置的议程。

第三，问题导向还需要向目标引领递进。历史上不乏其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提出的主权平等的理念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影响。二战后的《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在当时和当前都有引领历史进步的作用。首先，目标引领是方向引领，要有长远的理想目标，如把国际社会已有的和平发展目标再提升到公平公正的高度。其次，要在全球治理的大框架下看待和处置当前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要在总方向下有阶段性的深化和细化，使其有效管用。最后，要加强相关主流理论的共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事实也正如此。二战结束以来，非西方群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结盟原则、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综合安全和地区合作等理论方面建树颇多，现在需要与时俱进地对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中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理论更新和创新。在未来几十年，非西方要完全替代西方并不现实，但肯定会逐步增加在国际主流理论建设中的分量，增加理论的进步性、代表性和指导性。对此，中国应责无旁贷，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