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献礼2021年建党百年的电影《1921》正式上映，影片围绕1921年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在上海开天辟地的创举展开，讲述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在风雨如磐中担起救亡图存重任、让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的故事。电影上映4天，票房已破3亿。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还原历史细节，《1921》导演组和艺术组花了近4年时间进行历史考证。布景前，制作组和导演组就影片的“时代感”和“氛围感”多次探讨，大到一大会址建筑的样式和周边环境、小到一块砖的颜色深浅、会场记录的字体，都有出处。今天在银星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银星光影沙龙上，上影集团美术指导吴嘉葵分享了《1921》拍摄背后的故事。

“整部影片中，除了对大历史的了解，也有对小细节的把握。” 吴嘉葵开门见山。他说，影片开拍前，剧组查阅了许多资料、请教了许多党史专家，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上，剧组也一丝不苟。

“为了复原中共一大会址建筑，我们去实地进行了测绘，然后按照长、宽、高一比一的比例，精准复原了建筑。”吴嘉葵说，剧组也通过查阅大量的文字资料，了解当时的周边环境。“早年有关中共一大会址建筑周边环境的影像资料几乎没有，但文字性的描述很多，我们就根据文字资料尽量还原建筑所处的环境，把房子造出来。”

原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讲述中国红色电影孕育和萌发的过程

房子建好了，但新造的建筑该如何呈现出1921年时的 “历史感”？剧组想了许多“做旧”的办法，用红砖还是青砖、每块砖的颜色深浅都一一斟酌，尽量实现中共一大会址的“复刻”。

布景环节上另一个考验剧组的问题，是现存的中共一大会址内更多是纪念性质的展陈，生活化的布置比较少。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场会议的场地是13名代表之一李汉俊提供的，是当时李汉俊寄居的哥哥家的住所。既然是住所，开会时的布置和灯光和平时有什么不同？剧组也不断调整：“开会时灯光更亮一些，但生活场景中就不需要那么多灯。”

此外，不少在观众眼中一闪而过的道具，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证和打磨。

比如，当年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桌子上的红色花瓶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不可能拿出来复制，怎么办？剧组动员了所有的资源全网寻找，最后在上影厂的道具库里找到了一个颜色和形态都非常类似的花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图中的花瓶，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翻拍照

出现在《1921》中的花瓶，颜色和形态上都和花瓶原件颇为相似

再比如，一大会场上，毛泽东负责做会议记录。当时的毛泽东还很年轻，他写的字和中老年时期常见的“毛体”是不是有差异？剧组专门查阅了一封年轻时的毛泽东写给友人的信，根据这封信的字迹来还原他当时做会议的文本。尽管电影里的会议记录并没有给特写镜头，但剧组仍然力求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同时，《1921》片中出现的《新青年》杂志、《上海俄文生活日报》、穿梭于当时街面上的汽车车牌等，都根据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查证后再还原，剧组堪称“细节控”。“做事必须要认真，注重细节和真实，这是上影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和传承。” 吴嘉葵如此总结。

影片中出现的三种车牌样式，分别对应着当时通行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不同区域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原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说，1921年是共产党成立的一年，也是中国电影突破性发展的一年。电影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力量，一大批饱含家国情怀的文学家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来指导和引领中国电影“向左转”，植入红色基因、植入社会使命、植入历史责任，让电影人找到正确的方向。因此，上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揭露社会现实的《神女》等左翼电影，成为红色电影的源头。

此后，呼唤全民抗日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展示民族气节的抗战电影等都出现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更成为红色电影繁荣和发展的沃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拍电影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必须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历史规律，也是共产党人当时选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