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于黄浦江滨、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外滩14栋近代历史文物保护建筑之一，忠实记录着上海滩的变迁。从百老汇大厦到上海大厦，可以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冒险家乐园”变成“人民城市”的缩影。

「各方势力先后登场」

1935年春，由英商业广公司承建的百老汇大厦落成。新建的这幢大厦高22层，一度是上海滩最高的建筑。大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房间布局精致华贵，其中有“迄今为止现代创造所能够实现的最诱人的便利设备和舒适设施”。

1939年3月25日，在日本人的软硬兼施下，业广公司将大厦出售给日本人控制的恒产公司。恒产公司是华中振兴公司的分公司，实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经济掠夺的机构。1939年4月，汪精卫叛国后，搬至百老汇大厦，并以此为进行所谓“和运”的大本营。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进驻上海，开始接收工作。率先入驻百老汇大厦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上海办事机构。之后，驻华美军接管百老汇大厦，并在此成立美军遣撤部。

上世纪30年代，双层公共汽车驶向百老汇大厦。

1947年元旦，上海全市学生举行抗暴示威游行。1万多学生包围美军驻扎的百老汇大厦，并散发标语传单，高呼“美军从中国滚回去”，还有勇敢的同学爬上屋顶扯下了美国旗。

在百老汇大厦工作的人，此前也开始起来反抗。1946年2月，百老汇大厦工人因“待遇欠薄”、不能维持生计，要求美方增加工资，美方不但不加工资，反而开除了14名工友。全体职工忍无可忍，决定于3月8日发动罢工，并提出收回开除职工的成命、调整工资待遇等要求。

最终，百老汇大厦的管理权交给了励志社。励志社其实是蒋家的后勤部，根本不怎么在意员工的死活，工资“随便主张之发给”。

工人们再度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向社会局提交了投诉。但励志社声称，自己是特殊组织，一切办法均由南京总部规定，上海区部不好变更。

1947年6月21日，社会部下达指令，称“励志社并非政府机关，该社所属招待所职工工资调整，以往非按生活费指数计算，自可由劳资评断委员会参照实际情形予以评断，如劳资发生争议，可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及复员期间劳资纠纷评断办法处理”。

7月8日，《大公报》将这一指令披露。励志社看到报纸后，不仅不按指令对工资进行调整，还专门发文指责社会局，要求“设法更正为荷”。到了10月31日，更是以奉命紧缩裁减员工为借口，开除了9名员工。

「“一支起死回生的神针”」

1949年5月25日，苏州河南解放后，解放军部队一鼓作气向苏州河北进攻。可是，面对30米宽的苏州河，解放军遇到了一个难题。

上海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地，“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陈毅司令员把这一阶段形象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老鼠要捉，瓷器还不能碰坏。

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我军非常不利。敌人凭借百老汇大厦等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地交织成严密火力网。

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百老汇大厦负隅顽抗。

时任第27军军长的聂凤智坚定地表示，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最后统一了认识。一方面，通过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往大楼里打电话，劝敌人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另一方面，从苏州河西部敌人兵力部署较薄弱的地区突破，强行渡河，然后迂回到大楼的后面。不久，百老汇大厦，战上海的这最后一个堡垒，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城解放。百老汇大厦顶上悬挂起了巨幅标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留守的工人放响了鞭炮，向解放军表示热烈欢迎。

1949年5月，首任军代表祝华起草对大厦实行军管的通告草稿。

1951年4月16日，经陈毅市长提议、潘汉年副市长批示，决定自5月1日起把百老汇大厦改名为“上海大厦”。

当时的报纸这样报道：最近，旧百老汇大楼的管理方面与全体职工，将帝国主义残留下来的污秽遗迹打扫一新，从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起，“百老汇大楼”这个名字永远不存在了，鲜红的“上海大厦”大字已在这座雄伟的大建筑物的大门、后门、东西侧门上镌刻上去。

1951年5月3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刊载上海大厦更名启事。

上世纪50年代，上海大厦工作人员的工资或是实行包干制，或是薪金制。无论实行哪种制度，工资拖欠的情况都没有发生，且一律享受公费医疗，并有家属补助。大伙感慨，今天的政府真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处处为人民打算。

同时，大厦举办职工业余文化学习班，并按照各组的具体工作时间划分班组。学习班于1953年3月6日正式开始，分初、中、高三个班，还建立了签到请假考试制度，并对优秀学员进行发奖。一份1954年下半年的学习班报表显示，学习班已经举办了6期，有教师2名，参加人数总计81人。

比如，有人以前只认识几个常用字。通过学习后，现在能写短篇文章，还能阅读理论书。数学方面，现在开始学习代数了。

作家靳以在《上海颂》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过去它叫什么百老汇大厦，上海哪里来的什么百老汇，还不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奴才们的白日梦，现在它属于中国，它是我们的上海大厦。”

另一位作家周瘦鹃是这样写的：就是我脚下站着的这座雄峙苏州河边的上海大厦，在解放以前叫作百老汇大厦，是外国人的产业。等到上海解放，仿佛有一支起死回生的神针从天而降，给上海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生命，把一切黑暗的、恶劣的、腐朽的、没落的东西全给扫尽了。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上，不见一面迎风招展傲气凌人的洋旗，“这真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上海人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上海的大厦，人民的大厦」

上海大厦正如它的新名字一样，成了上海的大厦、人民的大厦，也为人民的上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上海解放初期，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成为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新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中央决定由陈云同志着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解决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的经济问题。

1949年7月22日，陈云到达上海，便以百老汇大厦为中心开展工作。他在上海发起经济战，使投机分子受到严厉打击，让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打那以后，共产党政权在大城市里站稳脚跟，共和国的财政经济走上正轨。

当时，上海汇集了众多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文化、教育、医卫、科技界知名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党组织早就有交往和合作，这为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准备了良好条件。

考虑到这一点，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兼管上海市统战工作，由陈毅兼任部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统战部就在百老汇大厦办公，占用了两层楼。

上海大厦与新中国外交联系在一起，始于军管会的外侨事务处。1949年8月，外侨事务处开始在百老汇大厦办公，后改名为上海市外事处。

遵照“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事工作指标，在中央及市委、市府的正确领导下，外事处的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上海大厦楼顶。

虽然1954年10月上海市外事处迁至南京西路1418号，但上海大厦和新中国外事工作的渊源没有就此结束。如今挂在上海大厦18楼贵宾室里的《登高铭牌》上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共有120多批世界各国政要登临上海大厦。

1958年，金日成首相和朝鲜政府代表团登上上海大厦17层楼，俯瞰上海全景。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上海大厦阳台上，共祝中法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这也是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陪同外国客人来上海。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上海大厦。

1980年，经市政府办公厅同意，上海大厦屋顶悬挂日本索尼电器公司广告。这是上海大厦屋顶上30年来第一次出现广告。

1989年9月，“百老汇大厦”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的上海外滩建筑群，特指“从外滩的东面上海大厦起至延安东路口的1906年至1937年的老建筑”。

从上海大厦眺望浦东。

21世纪以来，为迎接世博会，上海对苏州河进行综合整治，上海大厦周边的风景风貌、交通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2009年经过重新修复的百年外白渡桥回归，占据苏州河和外滩最佳地理位置的上海大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作者叶舟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