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的上海，天空虽然下着小雨，但上午9点，却有300多人冒雨赶到复兴公园。公园大草坪的后侧，一块花岗岩奠基石矗立，上面镌刻着：

 　“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为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造像奠基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

上海市人民政府”

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165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园这块悬铃木环绕的草坪上，将为两位伟人造像。

2年后的1985年8月5日，正值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还是这片草坪处，在雄壮的《国际歌》中，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举行揭幕仪式——这也是我国第一座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落成。

为何将这份“第一”的荣誉给了上海？给了复兴公园？

往复兴公园四周走一圈，或许就能明白，这家公园所在的街区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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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纪念像定在复兴公园，是因为复兴公园和“一大”会址、渔阳里、周公馆、孙中山故居等红色地标相邻。8.89万平方米的公园，连接起东面的重庆南路、南面的复兴中路、西面的思南路，北面又与科学会堂相望。

马恩纪念像坐落的大草坪约6600平方米，空间环境、园林风格和纪念像尺度的比例比较和谐，既开阔又集中，与南边原有的喷水池花坛、图案式的布局形成主辅轴线的关系，协调统一。纪念像面向正南，是采光的最佳方位。

雕塑中的马克思神态端庄，右手抚着石柱，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马克思左侧的恩格斯则显得庄重。这两位伟人目视远方，仿佛在展望未来。

为了做好这件重要的雕塑作品，当时上海油雕创作室专程请来了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的11位石刻工人——这个厂曾参与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石刻工程。为了抓紧石刻，他们不住条件优厚的宾馆，就睡在纪念像边的极为简陋的草棚里。在石刻的最后阶段，他们11人翻三班，夜以继日地工作。

当时的媒体报道：“这座高达6.4米、自重70余吨的纪念像，由雕塑家章永浩设计。纪念像采用了上实下虚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两位革命导师的全身像，以此来展现人物思想、力量的结合和革命友谊。纪念像周围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常青树环抱，显得既庄严又活泼，充满了勃勃生机。”

章永浩，1933年出生，是新中国第一代雕塑家，他为设计马恩纪念像曾三易其稿。他的被定名为“六号方案”的设计，在49件应征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被选定为上海马恩纪念像的最终方案。纪念像采用的是上实下虚的艺术手法。章永浩曾介绍说，就整体构思而言，正如一座纪念碑。下面部分的虚化，体现两位导师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坚如磐石。同时，部分虚化，可以将瞻仰者的视线引向两位导师的容貌神采，达到整座纪念像的庄重感和亲切感的和谐统一。1987年，马恩纪念像获全国城市雕塑优秀作品奖。

继马恩纪念像后，章永浩又于1992年在面向上海雕塑专业创作单位的征稿中脱颖而出，他创作的陈毅市长像获得优秀方案，并实施建造。如今，这尊陈毅市长雕像坐落在外滩，建造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陈毅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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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开始，马恩纪念像就成了上海的新地标。当时，一些外国政要访问上海时还会特意来献花。

站在这片草坪上，一代代青年在此入团，新兵宣誓入伍，党员过组织生活。对几代上海儿童来说，马恩纪念像也是童年里温暖的回忆。每年，在两位伟人的雕塑的见证下，一批批少年在这片草坪上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复兴公园由此变得不仅仅是一座休闲的园林，而是拥有了更深的含义。

复兴公园原先是顾家宅法国兵营，经法国园艺家柏勃主持，以里昂金头公园为原型设计修缮后，于1909年6月建成公园并开放。当时，外侨按地名称之为“顾家宅公园”，但中国人一律称之为“法国公园”。虽然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成，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最初这个公园带有明显的殖民痕迹。公园建成开放之初，公布的章程即对华人执行歧视政策，细则包括：严禁中国人入园（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而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许入内。

方志敏曾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记录下这份屈辱：“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我想至此也无心游园了，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

作家曹聚仁也曾拒绝进入法国公园：“一则我是一直穿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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慑于国人的不断抗争，直到1928年，原有的章程改为门票入园的办法，中国人从此可以以一元的代价，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获准进入法国公园。

1946年，抗战胜利后，这里正式改名为复兴公园，蕴含着振兴民族的含义。

一个小小的故事是，也就在这一年，这个公园见证了一段美满婚姻的序曲。

1946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复兴公园茶室的一张圆桌边，分坐着两支“由拘谨到亲热”的队伍，他们分别是周老太、姚慕双夫妇、周柏春先生，及吴老太、吴光荣先生、吴光瑾小姐。大家聚首的原因一目了然：相亲。那天，周柏春西装革履，衣冠楚楚，按照礼数，未与吴光瑾讲过一句话，双方只是略微点头而已。许多年后，滑稽表演艺术家周柏春在自述里记录到：在历时一个小时后，双方才礼貌地依依不舍地互道分别。不久，吴家送来了吴小姐的生辰八字，在我家的灶上搁置三天。三天中，家里碗未打碎一个，人未摔过一跤。据说，这预示着吴小姐将与我家人平安相处，为我家带来好运。

1949年，复兴公园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纪元。

复兴公园内，曾举办过许多大型活动，其中有1949年8月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文艺界分会主办的劳军救灾园游会、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举办的庆祝上海解放周年纪念展览会等。1951年3月8日，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本市30万妇女举行游行活动，总指挥就是在复兴公园门前发出号令……一个又一个大型活动，融入一个又一个人的具体记忆，以复兴公园为背景，沉淀为城市的红色底色。

如今，从马恩纪念像出发，总能看到许多年轻学生或者党员的身影，在寻访公园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多处红色资源。马恩纪念像见证人们的青春，而人们也见证着伟人所展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