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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寻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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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轶伦 2021-07-01 09:47
摘要:1921年7月,上海,夏夜,树德里的一个房间内亮灯了。为中华民族照亮前途命运的一盏灯,在上海点亮了。

【1】

1882年7月26日,上海的夏夜。晚间7点,上海街头,第一批弧光灯一起发光。它们由上海电气公司供电,这是上海第一家,也是全国第一家电厂,比全球率先使用弧光灯的法国巴黎北火车站电厂晚7年,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还早5年。这一刻,标志着上海进入电灯时代。

电灯这一新事物发出的光芒,炫目又新奇,也让国人大开眼界。原来黑夜,是可以这么被打破的。翌日沪上媒体竞相报道。其中有记者敏锐感受到电灯的亮起不仅对市民生活,更对这座城市的精神有所触动:“昨夜,上海的景色将长久地遗留在中外居民的脑海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上海的街道上用上了电灯……他们中间曾经存在着一种坚强的信心,即有朝一日只需一盏电灯的光辉,就可照亮整个城市……成百上千的人带着十分羡慕与得意的神态,凝视着明亮如月的电灯……”

1921年,还是在上海,还是7月,还是一个夜晚。在贝勒路、望志路交叉口的树德里,也是一盏电灯,悄悄亮了。

此时,距离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电灯,已经过去了39年。39年间,虽然新的科技事物不断出现,但人们的生活反而更举步维艰,皇朝覆灭,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蜂起,仅仅在1921年史书里,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水灾、旱灾、火灾及鼠疫此起彼伏。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注意到,在黄浦江边,在千万条阡陌相通的弄堂中,在吴侬软语的晚风里,这一个夏夜,望志路亮起的灯光,照亮了前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们的脸。

这一场后来被称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开天辟地大会,当时在社会上却没有引起注意。然而,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为中华民族照亮前途命运的一盏灯,在上海,点亮了。

这一群为了满腔的理想信念,为做探索真理的先行者,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悄然聚集在这里的一大代表,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2】

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要追寻答案,或许要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夏夜。

1921年7月23日,标志着现代都市生活的电灯已经打开了。灯光下,望志路106号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张大的方餐桌,围绕着十几把椅凳。15张认真严肃的脸,齐聚于桌旁。其中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有的高鼻深目的共产国际代表,是远道而来的,他们端坐桌旁。一旦开口,他们彼此的发音习惯,完全不同,显示着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的身份。

如果是在一个偏僻人少的县城开会,忽然来几张外国面孔或者出现一些外地口音,马上会被人注意到,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一个当时天天在上海上演的场景。所以这份五方杂处,反而显得自然。作为一座开放的移民城市,当时的上海大多数人都是各地而来,可谓南腔北调。有学者统计,在1920年的上海,仅俄侨,就差不多有5000名。

南来北往,四通八达,这也是为什么开会地点定在上海的原因之一。各种交通方式的便利可达,让它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也使代表们的到来行踪,得以大隐于市。

何叔衡和毛泽东,是于6月29日夜晚悄悄从长沙赶赴上海的。为他们送行的好友谢觉哉在1952年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刚满20岁的水族人邓恩铭,是与王尽美一起作为山东代表来到上海的。24岁的张国焘是从北京南下上海的。董必武与陈潭秋则是作为武汉代表赶赴上海的,广州代表陈公博也带着妻子抵达上海……还有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周佛海,以及化名为安德莱森的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马林,他搭乘的“阿奎利亚”号(Acquila)轮船自莫斯科出发后,途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来到了上海。

从海外来的,从内陆来的,沿长江来的,坐轮船的、坐火车的、坐汽车的……一大代表们使用各色交通工具奔赴而来,也成为当时上海港口城市枢纽地位的一个写照。江河湖海,汇聚上海。正好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正中,万里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心点。

上海,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一个重要码头。


【3】

港口,意味能最早接触到外界的新鲜事物。

新思想,也像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走海上交通、走长江轮船、走铁路运输……汇聚到上海来了。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诞生在上海。翌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切,全发生在上海,都不是偶然的。

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报业史。”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上海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特别是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和陈望道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会集于上海,利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宣传思想解放运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

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述及影响他思想演变、人生走向的新书,包括《盛世危言》《警世钟》《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以及《民立报》《新青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上海撰写或出版的。毛泽东最早阅读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阶级争斗》、李季所译《社会主义史》,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

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型知识分子聚集和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是现代意义政党出现的两个要素。


【4】

和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处的中心繁华闹市的环境不同,回到20世纪20年代,望志路周边还属于城市新开辟的街区。

沿着树德里外的小路走,举目四望,一边是新建的楼房,一边还有菜园,农家打扮的人和穿着西式衣服的外国人在路上擦肩而过。这幅图景,从各方面映射着城市的包容精神。

虽然属于新开辟的街区,树德里一带,距离当时的上海市中心并不遥远,无论是前往南市区老城厢,还是南京路,步行一小时内可达;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早已开通的电车,使得前往上海其他区域也便捷许多。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不久搬进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同时也把在北京的《新青年》编辑部迁了过来。上海还有一条渔阳里,即新渔阳里,1920年8月,俞秀松等人在这里发起创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为输送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1921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这里成为团中央机关。这一地点,距离树德里也就是步行1公里的距离。很快,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在这一区域铺开。在此前后,党的许多重要机关地址也主要分布于此。

这并非是凭空巧合的聚集,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拨几年,来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就能发现,孙中山到上海时,就选择了这一区域。1916年6月至1917年7月,孙中山秘密租赁环龙路63号,其间与宋庆龄一直居住在这里。1918年6月底来沪后,入住莫利哀路29号寓所。孙中山的两个住处,距离树德里都不过1公里左右。追随孙中山的到来,当时为中国未来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在此地云集。

树德里,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在资料描述中,“这里前后两排砖木结构的楼房,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为望志路100号至108号,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其中的106号和108号就是李汉俊二哥李书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际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下住了进来。外墙青红砖交错,中间镶嵌着白色粉线;乌黑木门搭配一对铜环,庄严而典雅。两幢石库门内部打通,前门通常不开,日常出入的是108号后门,客厅设在106号。”

选择树德里,背后另一个现实原因,是因为树德里所处的街区,多以中式石库门为主,比起东边成熟的老城厢和西边的西式住宅,这一区域的房租也相对便宜。据李书城夫人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仅为每月16元,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需要支付约每月80元的租金。

这个地块的房价在当时大致是什么水平呢?以1916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的稿酬为例:“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元至(撰文)五元”。1922年,李达租借了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作平民女校校舍。鉴于当时经费紧张,每月50元的租金由李达用自己的稿费支付。另据杨小佛回忆,1924年,他们一家租住环龙路7号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住宅,每月租金是7元。

当时以纺纱男工和女工为例,男工日工资,1920年0.9元,1921年0.95元,1922年提高至1.08元;女工日工资,1920年0.45元,1921年0.51元,1922年提高至0.63元。如果在洋行、海关、邮政等系统做工,那么工资还要高一些,如果一家人中有几个人一起做工,那么每月为房租支出16元,还是一个相对可以负担的数目。

1951年一大会址修复前的景象(资料图片)


【5】

百年前的上海,正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规模最大的地方。

有资料显示,根据1919年的统计,上海工人总数达513768人,其中产业工人181485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炼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而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诞生在上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阶级的选择。

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反省,在北方,“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掀起罢工。这是一股正在酝酿壮大中,将要改变整个中国前途命运的先进力量。

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信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正如《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的,“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选择上海发轫,是命运的必然。


【6】

1921年7月23日,这一晚,在这间客厅吊灯下,后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熟悉于心了。

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共一大正式代表中,大多数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代表籍贯与代表身份相吻合,毛泽东、何叔衡是湖南人,董必武、陈潭秋是湖北人。只有两个地方党组织有所不同,即北京与上海。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在北京读书,代表北京;上海的两位代表,一个是李达,湖南人,一个是李汉俊,湖北人。两李那时在上海生活都不满三年,他们代表上海正是上海城市开放品格的生动表现。往前推一年,在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五名成员陈独秀(安徽)、李汉俊(湖北)、俞秀松(浙江)、施存统(浙江)、陈公培(湖南),也没有一人是上海本地人。

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当时人员构成的生动写照:1921年,上海人口已达250万,几乎是北京的3倍、苏州的4倍、广州的1.5倍。但其中,83%为非上海籍。

优秀的人和先进的思想,在这座城市的舞台里,发生撞击,激发风暴。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到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

思想的星星之火,从这里开始燎原。改变未来的伟力,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力量,从树德里出发。

正如毛泽东所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夜晚,一盏灯的点亮,能改变所有的景象。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上海完成了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从国内外无数的道路中,找到了适合中国的这一条。今晚,他们中的代表,聚在灯下,眼里有光。


【7】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

习近平等在兴业路下车后,步行来到中共一大会址。习近平在上海工作期间曾3次到这里。在这里,习近平首先瞻仰了中共一大会议室原址。这个18平方米的房间按照当年会议场景复原布置。习近平久久凝视,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随后,习近平等瞻仰了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前赴后继、救亡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陈列着大量实物和图片,有的还有雕塑和沙盘,习近平一边听取介绍,一边询问细节。他对着浮雕一一列数中共一大代表的姓名,感叹英雄辈出,也感叹大浪淘沙。习近平指出,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

这是初心的光芒。穿越历史,令人炫目,震撼人心。

1921年7月的这个夜晚,上海。

夜色沉沉,城市中涌动着栀子花的甜香、西瓜的清香,还有主妇们用蒲扇扇动煤炉让烟火升起的味道,炉子上咕噜噜煮着盐水毛豆、泡饭或者是咸肉冬瓜汤。梧桐树上的蝉声,一声又一声,应和着走街串巷小贩的叫卖声。一切声音之上,是黄浦江上远远船鸣,带着海风气息,涌动申城。弄堂的肌理里,有小孩子们在玩耍,他们彼此交流用上海话,但在回应各自父母的招呼时,用的却是各自的乡音。最后,渐渐,声音平静下来。夜晚的街道,散发出暖融融的从白天吸收的热气。

无数城市窗户里,无数人家正在吃晚饭,无数人家正在修补衣服,无数人家正在抱着孩子乘凉,无数人家正在做第二天上工的准备。

这个夏夜,李汉俊将寓所的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所。代表们到齐了。在上海这座当时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的大城市里,这一扇窗户亮起来了。

这一扇窗户,是为城市中无数扇窗户内,无数市民、无数男女、无数做工人家、无数平凡的梦想、简单的日常和具体的生活而亮起来的。

这一刻,是光明开始的时刻。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除标注外,均解放日报记者 海沙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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