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杰出的科学家，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他坚信“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他将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强国之情融入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伟大事业，将自己的科学报国梦融入中国梦之中，向祖国和人民递交了一份爱国科学家的时代答卷。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他就是人民科学家、上海交大校友钱学森。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挖掘红色文化育人资源。今年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让我们重温钱学森的故事，在学史力行中进行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

一份特殊的试卷：“我是交大的学生”

中学时，钱学森的各科表现优秀，数学、国文、美术老师都认为他应该在相应领域深耕发展。钱学森的家人更希望他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教育学家。而此时的钱学森已经立下了志向。他经常听老师讲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从中认识到，重振国家需要发展铁路交通，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相关人才，铁路多依赖国外建设，因此，他决定报考交通大学，在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学习。

“一个青年人，学习总有个目的，我是交大的学生……我们学习的目的是建设祖国、振兴中华。”钱学森晚年回忆大学时光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1929年9月，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交大机械工程学院。4年的求学时光，为他未来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为正在潜心学习的钱学森埋下“航空救国”的理想。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的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没有战场制空权，中国守军遭受了巨大伤亡。在校园里目睹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钱学森决定要学习能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他利用课余时间，研读了图书馆中所有与航空相关的图书，并发表了多篇航空方面的文章。钱学森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的态度投入新领域的学习。

2021年4月8日，上海交通大学新校史博物馆开馆，展品中，一份80多年前的“钱学森试卷”受到广泛关注。这份特殊的试卷是钱学森大学时期的水力学老师金悫在1980年通过校史研究人员陈贻芳捐给上海交通大学的，卷首时间为1933年6月，课程是水力学。

作为出题人，金悫老师在批阅试卷时发现，钱学森的考卷中英文字书写整洁漂亮，连符号都如尺画一般，解题思路清晰，6道题全部解答正确。只有最后一题的公式推导中“Ns”漏写了一个“s”，被扣去4分，最终得到96分。交大的考试中总有一两道难度很大的题目，几乎没有学生能全部答对，钱学森以他非凡的智慧和扎实基础，使难题迎刃而解，这令金悫老师颇为惊奇。而这份漏掉下标“s”的96分试卷也成为交大优良教学传统中“要求严”的生动写照。

“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钱学森在学术方面始终秉持严谨精神与严格要求。一项理论推导即使在逻辑上再严密，钱学森也坚持通过实验与计算进行检验，一旦发现漏洞与瑕疵，便要进行修正甚至重构。他后来回忆：“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浅的知识。”

在大学求学期间，钱学森不仅学习了专业知识，也积极追求思想进步，阅读了《资本论》等进步图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钱学森参加了交通大学组织的赴南京请愿活动，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钱学森还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三省”等爱国游行示威活动。

回忆起当年的经历，钱学森曾表示：“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我的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我觉得要中国能得救，要世界能够大同，只有靠共产党。”正是这样的认识与信念，帮助钱学森书写了另一份关于人生的试卷。

不忘初心归国路：“把我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

从交通大学毕业后，立志以航空知识保卫国家的钱学森，报考了国家“庚款留美”公费生，以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1935年8月，钱学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邮轮，怀抱“航空救国”的远大理想赴美深造。临行前，面对同学们对自己的祝愿与期待，钱学森表露了心声：“我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那时的钱学森已坚定了学成报国的决心。

1935年9月，钱学森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系研究生，并于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之后，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教授。通过不懈的学习与努力，钱学森迅速研究出一系列科研成果，成长当时世界航空理论方面的顶尖科学家。

1947年3月，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报效祖国的初心。1948年底，解放战争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积极为回国作进一步准备，并向好友、交大校友罗沛霖表示：“我想尽快回到国内，实现留学美国的最终目的，把我的知识贡献给新中国。”

1949年7月，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教。10月6日，在加州理工学院中国同学会的活动上，钱学森夫妇和中国留学生相聚，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钱学森向加州理工学院提交了声明，表示辞去一切工作。但在向轮船公司办事处购买回国的船票时，钱学森被告知因为不是学生身份，无法预订。因此，钱学森一家预订了从温哥华到香港的机票，并安排将图书、资料、家具等打包装箱，准备通过邮轮托运到香港，再转运至上海。

1950年8月，美方在多次劝阻钱学森不要返回中国无效后，决定强制禁止钱学森离美。8月23日，移民局告知钱学森，他已被禁止出境，海关扣押了他的所有行李，诬蔑他触犯了《出口控制法》，企图携带机密资料离境。

1950年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15天的关押与折磨，使他的体重急剧下降，甚至暂时失语。即使在被保释后，钱学森仍然受到监视与跟踪。“我忠于中国人民”，在随后的多次审讯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质问，钱学森进行了勇敢而机智的斗争，表明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1955年8月，在经过艰苦的努力，钱学森终于接到可以离境的通知，并立即去购买船票。9月，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港口，准备登上回国的邮轮。面对众多记者，钱学森说道：“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历经重重磨难的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955年底，钱学森与李整武、师昌绪、谢家庆、许国志等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写给留美的中国同学们》。“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帮助。”这些刚刚回国的留美学生，向身在海外的中国学子发出召唤：“祖国期待着你们早日回来，参加光荣的愉快的建设工作。”

回国后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钱学森，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发出感慨：“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使命与传承：“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

回国后，钱学森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投入国防科技事业中。20世纪50年代，中国希望研制自己的导弹、火箭，但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与挑战。

1955年11月，在一次参观访问的过程中，有关方面询问钱学森，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立即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简短有力的一句话，饱含着爱国热情与科学判断，更是一份坚定的使命担当。这坚定了国家发展导弹技术的决心。

钱学森没想到的是，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任务交给了他，并且让他来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国家所需，心有所往，钱学森就这样全身心投入中国航天事业的建设发展。

登攀之路从来不是坦途。1960年，国外援华专家撤出，使得中国的两弹事业在起步阶段就遭遇巨大困难。1962年3月，“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令所有人感受到紧张，钱学森带领团队全力以赴查找问题，67页的技术总结报告使故障无所遁形。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基地试射成功，中国自主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诞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试验成功，震动世界。

然而，“两弹结合”仍然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缺乏运载工具的支撑，相当于有“弹”无“枪”。面对“中国人虽然拥有原子弹，但在5年之内不可能造出运载工具”的断言，钱学森决定将地地导弹作为运载工具，带领航天人对“东风二号”导弹进行了技术改进。1966年10月，两弹结合试验圆满成功，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两弹结合”只用了两年多时间，创造了奇迹。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钱学森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他坚持，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要强调科研工作的计划性和组织管理，“培养造就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还要培养造就一大批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家”。

科学精神需要勇担使命，也需要传承与创新。在上海交大钱学森图书馆第一展厅中，有一把计算尺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钱学森在大学任教时发现，许多力学系同学没有计算尺。原来，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二三十元，当时十多元一把的计算尺是很多同学负担不起的。心情沉重的钱学森，立即拿出他获得中科院奖学金一等奖的一万多元钱，请教务人员给每位同学配一把计算尺。时任班长黄吉虎对拿到的计算尺爱不释手，害怕丢失，特地刻上自己的名字。现在钱学森图书馆展柜中的这把计算尺，就是由黄吉虎捐赠的。黄吉虎后来成为一名教授，走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道路。

一把小小的计算尺，传承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爱国奋斗的精神，也蕴含着钱学森对青年人发展与培养的关心。“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尤其是中年以上的科技工作者，都有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创造性地完成本岗位的科技任务，二是尽最大的努力培养人才”。钱学森一直对青年科技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青年科技工作者要不负历史和民族的重托，刻苦学习，孜孜以求，以中华民族的科技腾飞，在世纪更替的伟大时代贡献智慧和青春”，钱学森30余年前的这句嘱托，现在仍激励着青年人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