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军舰驶入黄浦江。那时我只有5岁，跟着母亲辗转流离到江苏金坛，在农村度过了近十年的务农生活。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一家才重回上海故里。我是家里老大，为了供妹妹读书，我没去读中学，而是经邻居介绍进了纱厂工作。

△许红梅近照。

那年我13周岁，到位于普陀区安远路的大同纺织厂上班。当时工厂实行的是两班工时制，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6点，或者从晚上6点做到早上6点，每天工作12个小时。饭菜都很简单，为了赶工时，大家吃饭都特别快。即使是夏天，工厂也是门窗紧闭，而且为了让潮湿的纱不容易断掉，还要不断喷雾。不通风、不透气、人在里面闷热难受，夏天衣服都是湿透的。

在这里，我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每天上完班，或是早晨8点到10点，或是晚上8点到10点，我都会从工厂走到曹家渡附近上课，风雨无阻。那时我还不知道，夜校里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或积极分子。 

记得有一次老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吃苦？”大家回答：“因为我们命不好。”这在当时看来是理所当然，因为家里大人就是这么说的，投胎决定了家庭出身。我记得每次去工厂和夜校的路上路过市三女中，校门前的女中学生不是坐着轿车，就是坐着黄包车来上学，还有管家陪同，她们衣着整洁漂亮，头饰也精美好看。我总会站在马路对面呆看，羡慕极了。 

但老师的回答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我们的头上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自此以后，我就重新认识了解这个社会，也逐渐接触到革命道理。夜校也不只是教授一些知识，还通过话剧、歌唱等文艺方式来传递新思想。我至今都记得一首《新女性》，这么唱道：

不管没闲空，我们要用功。

不怕担子重，我们要挺胸。

不做恋爱梦，我们要自重。

不做寄生虫，我们要劳动。 

△年轻时许红梅摄于武宁二村家门口。

在夜校的学习，让我开始蜕变，向一名“新女性”看齐。厂里地下党领导叫薛映晖，江苏宜兴人，比我大7岁，参加过新四军，在厂里做成品抽检工作。她得知我思想上要求进步，开始带着我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一次是上海的大学生在游行中惨遭反动派枪击，一名交通大学的学生手臂骨折在华山医院养伤。薛大姐带我去病房看望，病房里挂着锦旗，上面写着“血不白流”！那位学生自述他们的斗争历程，我也从中得知了这些事的前因后果。还有一次下午，她带我去参加在交通大学举办的讲座活动，在座的大多是夜校师生，大家齐声高唱革命歌曲《跟着共产党走》。到了晚上，大家都高高兴兴准备离开时，却得知外面已经被警察围住无法离开。等到带头的人去交涉好，警察都退去，已是深更半夜了。即便如此，我依然非常热爱这样的革命活动。

就这样，经过几年夜校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在1948年的一天，薛大姐对我说：“我介绍你一个工作。”我答：“好。”其实两个人是心照不宣，薛大姐要正式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环境下，入党要进行宣誓，但是不填志愿书（1949年3月补填），而且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党员同志走在路上互相看到了也只能装作不认识。 

△2019年，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右）为区属离休干部颁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许红梅（左）接受奖章。

到了解放后，党员身份逐渐公开。组织上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厂里担任团支部书记（不脱产），搞共青团建设和一些文艺工作。经过一番锻炼后，1952年，组织正式安排我担任大同纺织厂党支部书记，那一年我刚满20岁。开头我连作报告都不会，但是慢慢地在干中学，后来找人谈话做工作都得心应手了。 

1953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调到隔壁工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大家看到新来的书记是我这么个“小姑娘”，还扎着个“小辫子”，不由得要说闲话。我听到后没多久就把辫子剪掉了，成了一个“短发书记”。随着工作的开展，大家也慢慢地认可了我。

在厂里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发生了不少大事：颁布宪法、工时改革、粮食计划供应、公私合营等等。还有一回市里关心工人住房问题，在曹杨新村造了新中国第一批工人新村。红瓦白墙，很是漂亮。但是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这些房子要分给谁呢？当时报名的住房困难户有二十几家，但房子只有十几套。我就组织住房困难的人一家一家去看，有的同志看了以后觉得人家比自己还困难，就主动退出了。后来经过党支部和工会的讨论，决定优先分给先进生产者和住房困难的人。而且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共产党员和干部不参加分房，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最后十几套房子分配好，名单一公布，大家都没意见。 

说起来，自从21岁那次剪短发后，直至今日，我没有再留过长头发。

（作者系原上海市普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文字整理：沈仲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