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黄浦区南昌路48号坐落着一座有着光荣历史的幼儿园，其前身为成立于1930年3月的“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这一红色摇篮曾经保护和抚育了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这座幼儿园的第一任院长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公开的身份是圣彼得堂的牧师，而实际上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红色特工。他曾经化名为周继吾，又被称作“王牧师”，而他真正的名字则是董健吾。

从圣约翰大学走出的爱国牧师

在成为共产党员之前，董健吾曾与基督教有着很深的缘分。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江苏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其祖母沈董氏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在董健吾年幼时期聘请了基督教牧师鲍小姐当其家庭教师，在教授英语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介绍基督教义。这段经历培养了董健吾熟练的英语能力，也为其走上牧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在鲍小姐的推荐下，董健吾进入教会创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并于其间正式受洗加入基督教。

1911年，董健吾考入了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该校成立于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是其海外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圣约翰大学享有“东方的哈佛”之美誉，是当时教会学校的一面旗帜。董健吾就读时期正值圣约翰大学的黄金时代。最初，董健吾攻读的是理科，但校长卜舫济对其颇为器重并有意培养，故破例又将其送入该校的神学院进修了两年。在圣约翰大学神学院的求学经历改变了董健吾的人生轨迹，既为其成为圣公会牧师打下了基础，也让其与浦化人、宋子文等成了同学，他们对董健吾日后的经历有着深远的影响。

毕业后，董健吾先后被派往扬州圣公会主办的友基小学、西安圣公会中学出任校长，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24年，卜舫济将董健吾调回上海出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助理。次年5月，上海爆发“五卅”惨案，社会各界群情激愤。满怀爱国热情的董健吾毅然与校内爱国师生一同加入了反帝斗争行列，于6月3日在大礼堂集会抗议。然而，爱国师生的正义行动遭到了以卜舫济为代表的校方管理人员的百般阻挠。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中学的553名学生和19名教师随后宣誓永远与圣约翰脱离关系。董健吾也因此与卜舫济决裂，离开了圣约翰大学。

离开圣约翰后，董健吾来到上海圣彼得教堂。该堂建于1899年，是圣公会在沪创立的第三所教堂。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掀起“自立”运动，呼吁摆脱西方教会控制，独立自主地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基督教会。顺应这一时代思潮，圣彼得堂于1914年宣布自立。教堂由信徒大会选举出来的堂董会直接管理，聘请牧师和工作人员。董健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25年9月成为圣彼得堂的第5任牧师。

从随军牧师到中央特科成员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董健吾在投身传教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北伐的动态。正值他在圣约翰大学时的同学浦化人邀请其共同投奔“基督将军”冯玉祥，不满于上海政治氛围的董健吾便向圣彼得堂请了一年长假，离开上海来到郑州。

浦化人在神学院时比董健吾高一级，为当时有名的“教会才子”。毕业后，浦化人曾致力于开创陕西牧区，当初董健吾便是在其动员下前往陕西主持西安圣公会中学的教务。其后，浦化人还组织了西安基督教救国团，期望实现其基督教救国理想。当时，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推行基督化军事教育，军中有牧师数十人之多。受其吸引，浦化人于1922年和1925年先后两次投入冯玉祥麾下。1927年，浦化人被冯玉祥选派参加西北军苏联参观团，之后信仰渐渐发生变化，同年在蒙古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成了董健吾入党的引路人。

应浦化人之邀来到郑州的董健吾很快受到冯玉祥的赏识，获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秘书长兼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同时还兼任冯玉祥的家庭教师，负责教授其妻、子英语。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冯军中亦有不少共产党人，在与其交往的过程中，董健吾逐渐了解并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下令清党，董健吾反而向浦化人表达了入党的意愿。1928年，董健吾终于在浦化人、刘伯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冯玉祥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来的密电，称董健吾系共产党潜伏分子，应立即逮捕。但冯玉祥最终选择了“礼送”的方式，设宴饯别送其离开。

回到上海的董健吾在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引荐下加入特科二科，并按陈赓的指示重返圣彼得堂，以牧师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由此，圣彼得堂成为当时上海一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站。为保密起见，不仅当时堂内所雇用的花匠等人均为地下党员，董健吾还对圣彼得堂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据后来的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曾担任圣彼得堂牧师的曹圣洁回忆，圣彼得堂设有四个出口，便于紧急时有关人员脱身。在教堂办公室边上有两间密室，“是将一间房间分为前后二室，后面的一间是半暗室，可以锁上，外表像个储藏室”。

除圣彼得堂外，中央特科二科开办了另一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由董健吾出任经理。1929年8月，由于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出卖，出席中央军委会议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被捕。除张际春外，四人被杀害。其后，董健吾在陈赓的领导下协助调查白鑫的行踪，并帮助地下党组织在霞飞路“和合坊”一举铲除了叛徒白鑫。同年年底，革命互济会开办一处幼稚园，收养烈士遗孤。负责互济会的浦化人、王弼将这一重任交托给了董健吾，使其以圣彼得堂主任牧师的名义兼任幼稚园的院长。为筹措资金，董健吾卖掉了青浦家中的祖产，先租用了圣彼得堂堂董肖智吉医师的石库门房子，后搬至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园中收养了澎湃、李立三、恽代英等革命者的子女，同时还有毛泽东的三个孩子。1932年，大同幼稚园引起了当局的怀疑，圣彼得堂也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董健吾只得解散了幼稚园，将毛岸英兄弟接回家中抚养，并辞去了牧师的职务。

沟通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护送斯诺赴陕

中央特科交给董健吾的另一项工作是作为宋庆龄的联络员。宋氏家族信奉基督教，宋子文是董健吾的同学，宋庆龄与董健吾之间也早就相熟，颇有私交。1935年，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也渐有改变，希望通过宋子文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因宋庆龄与共产党员素有交往，宋子文便托宋庆龄寻找合适人选前往苏区。宋庆龄将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于是，董健吾化名为“周继吾”，与宋庆龄一同商议西行的路线。宋庆龄还交给董健吾一份盖有火漆印的密信，以及一份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名的 “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委任状，作为其身份的掩护。

到达西安后，因冰雪天气，道路阻塞，董健吾不得不滞留当地四十余天。他一直在寻找进入苏区的机会，后辗转得知驻守西安的张学良一直有联共的诚意，遂决定向其求助。在确认了董健吾的身份和任务之后，张学良毅然同意用自己的私人飞机送董前往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市），并托其捎去一封致党中央关于联合抗日的密信。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终于到达瓦窑堡，将宋庆龄和张学良二人的密信交给秦邦宪（博古），请其转呈毛泽东，并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很快，董健吾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回的电文，文中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共同抗日的意见。半个月后，董健吾重返西安回复张学良，并受到其热情接待。3月中旬，董健吾返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就此得到了接通。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很快又交给董健吾另一项重任——护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斯诺是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作为新闻工作者，其对于长期处于世界舆论视域之外的神秘苏区充满好奇。马海德医生也早已向中共中央表达了前往苏区开创医疗事业的意愿。鉴于董健吾拥有牧师身份，又有赴陕的经验，故而再次成为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董健吾也不辱使命再次顺利完成任务，将二人成功送入陕北苏区。经过四个月的采访调查，斯诺于1937年10月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后译为《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共与苏区的真实情况。

董健吾在革命的道路上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并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传奇的红色牧师几经波折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于1970年12月与世长辞，安葬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