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初唐文学，必然要提到“初唐四杰”。“四杰”中，王勃被《四库全书总目》推为“四杰之冠”，这个定位，杜甫当年也是认可的。不过有关“四杰”的排序，在不同的文献中，可谓聚讼公案。开元前期一代文宗燕国公张说，则把骆宾王列为首位，而“四杰”之一的杨炯，曾说过“愧在卢（照邻）前，耻居王（勃）后”这样的话，说明高手之间，对于排名、排序之类一点都不在乎，恐也不合常理。“四杰”堪称个个奇才，明陆时雍《诗镜总论》中有“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这样高度简括的赞语。他们的总体文学风格，尤其骈体文可概括为壮思而雄宗、汪洋而宏博这一路。倘论及他们的时运，又确乎个个不济，历来被视作中国文学史上才高运蹇、淹踬不振的典型。

记得30多年前，我去南昌出差，公余首选的景点，无外乎滕王阁。滕王阁迄今1300余年，迭遭兴废达28次之多。第29次修复，奠基于1983年，于1989年重阳节竣工。我游滕王阁，差不多就在此后不久，登斯楼而朗怀信步，俯瞰水天一色的赣江，不由默诵起王勃《滕王阁序》（别名《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中的名句。这是一篇文藻、才气绝出流俗而垂范千古的文章，但围绕这篇文章，历来颇有争议。争议之一：此文究竟是王勃何年所写？众所周知，王勃只活了27岁，非为病故，非为战死，而为溺亡。正因他年寿不永，故争议空间便有很大的压缩性，无非两说：一说14岁写的，另一说26岁写的。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这事有定论了吗？很遗憾地告诉你，没有！

持论14岁所写者（以下简称“14岁派”）认为：663年春，王勃开始了生平第一次游历。他在江苏六合看望了时任县令的父亲王福峙，并于渡江游览绍兴之后，一路溯江西上至南昌，应邀游滕王阁后写下了《滕王阁序》。明代杨慎曾言：“王勃以十四岁之童子，胸中万卷，千载之下，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持论26岁所写者（以下简称“26岁派”）则认为王勃弱冠之年仕途受挫，从此备尝艰辛，于26岁去交趾省父途经南昌时，才有感而发，写出了这篇一吐胸臆的杰作。

穿插在这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写作缘起，即王勃无论14岁还是26岁去的南昌，都涉及洪州都督（即开篇第二句所指“洪都新府”）阎公。因其曾于某年九九重阳，为庆贺滕王阁重修竣工而大宴群僚及宾客，途经此地的王勃亦受邀。在那天的庆典上，阎公有意让颇有文采的女婿吴子章露上一手，便提前让其作了一篇《滕王阁序》。为了彰显“公正”，不惜设计了一个礼节性的环节，或曰走个心照不宣的形式，即给每位来宾都发上一副笔墨纸砚，为滕王阁竣工作序。

水天一色，正是落霞时分

在众人皆识“礼数”纷纷谦让之际，不知就里的王勃竟接过纸笔，濡墨便写。阎公大怒（太没风度），竟拂袖而去（隔壁帐内），但派人留守现场以便来回传“文”。可以想象，在专人窥伺、众人围观之下，还能神思飞扬、当场作文的王勃，心理素质该多么过硬，文学才华又是多么惊人。主人阎公正在生闷气的当口，传来王勃的首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一听，顿时有所松快，脱口言道“亦是老生常谈”，方才稍欠修养的发怒，似乎已化作“等你出丑”的期待了；第二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闻之，应是心里咯噔了一下（还是识货的），竟一时无语；再到后来报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公终于坐不住了，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阎公此人，虽然心胸不够敞亮，却还不算糊涂，情知女婿的文采远在王勃之下，若还僵持下去，恐招悠悠众口之议，索性大大方方地为王勃点赞、摆酒，岂不立显识人爱才的襟怀？

这个故事的出处，系王定保编撰的古代文言轶事小说集《唐摭言》。虽不能据此以为史实，但其中大量唐代诗人文士的逸闻轶事，在弥补正史之缺漏及不详方面，应具参考的意义。另外，我查阅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第三篇），对此事亦有“勃至入谒，帅知其才，因请为之。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的记录，但语调简练平实，不似《唐摭言》那般“添油加醋”。

说实在，我倒是十分理解“14岁派”的观点，王勃“六岁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旧唐书》本传）；“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杨炯《王子安集序》），且于12岁又有惊世之举，拜长安名医、术士曹元为师，学习《黄帝素问》《周易章句》《难经》等，学了十个月而“尽得其要”。所以，一个文采出众、熟读经史、富有才学的王勃，14岁怎就写不出《滕王阁序》呢？再说推崇“龙驹凤雏”一类神童，一向也是民间传说共有的嗜好。

但我的品读，却还是偏向于“26岁派”，为何？因为人生的历练、苦难的磨炼，是所谓天赋异禀的神童们所不具备的，结合《滕王阁序》中那些沉郁、沉雄的唱吟，不似出自14岁少年之口。这就不能不提及王勃人生中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王勃17岁便及第受禄，时任沛王府“修撰”，颇得沛王（即章怀太子）的欢心。但才子的仕途，终因一场斗鸡之事和一篇不知轻重的《檄英王鸡文》而戛然而止。当时宫廷风行斗鸡，诸王时以取乐。有一次，沛王李贤和英王李哲斗鸡，王勃为讨沛王欢心，写了一篇基于调侃的《檄英王鸡文》。李贤大快，下战书似的派人将这篇骈文递交李哲，致使宫内争相抄录传阅。不想此文落到高宗手里，高宗怒不可遏，以为有“交构之渐”，下诏免去当时年仅20岁的王勃一切官职，即刻轰出沛王府并永不录用。整件事情，都是由于王勃不谙世事所致，也和唐朝开国后诸王之间明争暗斗的政治阴影有关。作为父亲，高宗李治曾亲历这样的腥风血雨，所以神经有些过敏，读了王勃这篇并无恶意的文章，以为这是在挑拨皇子间的亲情关系，盛怒之下，出手过重，把初出茅庐的王勃，一下子打入人生的谷底。

滕王阁夜景在歌舞装点下愈加斑斓

然而，仕途尽毁对于王勃的文学生命而言，却构成一道重要的分水岭，是所谓“苦难出诗人”的又一典型例证。逐出沛王府前，王勃的作品多见于书、启、表、颂之类应制，才气有余而厚重不足。逐出沛王府后，他的文字内容愈加丰富，抒发乡情乡思、感叹世道沧桑、流露内心不平、表达平生抱负的篇什占了多数。所以在《滕王阁序》中，我们才听到这样的人生感慨：“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如果说14岁的王勃就能写出如此苍凉而深沉的文字，未免也过于早熟了吧？这也是我赞同“26岁派”的根本原因。

再说说《滕王阁序》中的另一处数字争议，其实它和前一争议，又有着必然的联系。

紧接上引，《滕王阁序》另起一行的首句即为此争议的由来：“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按照《古文观止》《古文真宝》的记录，皆言“历代名文云，三尺言其小”，可谓语焉不详。民国学者高步瀛和当代学者王力指“三尺”为绅带（下级官僚衣带结余下垂部分的长度），也有人认为“三尺”指其身高，以证文章确实为14岁所作。这就涉及“一尺”的计量标准了，但历代并不一致，结合中国国家计量总局所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等资料所示：商代时一尺合今大约17厘米（以下所涉“厘米”皆为大约），按这一尺度，男性身高一丈上下，即“丈夫”之称的由来。再比如《孟子·滕文公子》中有“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一说，但战国至汉代，一尺相当于23厘米，若按原文“三尺微命”计量，14岁少年王勃的身高，未免也太过矮小了。到了王勃所处的唐代，一尺的概念为30厘米，三尺也不过90厘米，与14岁少年的正常身高严重不符。

有一次，我偶尔读到一则有关日本正仓院（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的记载，并研读了相关论文，说到正仓院存有一本《王勃诗序》的卷本，记有“庆云四年”（707年）的年号，意味着此乃王勃死后30年左右的产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从它的原始记录看，并非“勃，三尺微命”，而是“勃，五尺微命”，这可不是差之毫厘，而是相去近七成。考虑到正仓院本是《王勃集》最初的结集文字，史料价值和可靠性不言而喻，难道是“三尺”的版本有误？日本学者道坂昭广认为“三”有可能是当年抄写时的笔误，所以才给后人带来误解。假如这一说法能成立，“14岁派”便获得较为有力的支撑了，因为王勃的身高一下子“猛增”到150厘米的话，与14岁这个特定年龄就较为吻合了。不过道坂昭广的看法并非定论，况且他还有另一种假设，即“五尺”也可能是王勃作为后学，谦称自己学力不足的一种措辞（这个说法也很难确诂）；至于还有一些其他的论点，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罗列，我也只好在此先“搁置”争议了。

其实，无论《滕王阁序》是王勃14岁所写，还是26岁所作，也无论原文中究竟是“三尺微命”还是“五尺微命”，作为传世的骈文经典，其旷古一流的文品，是举世公认的。每读此文，或临写历代书录此文的法帖，都能感受到那种雄襟浩魄、“倏如流电惊”（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般飞扬的气势。正所谓往者不可追，来者何能续？究王勃一生，从功业上讲，实属未展厥抱，赍志以殁；但从文学成就上讲，不说其他，仅凭一篇《滕王阁序》，即足以流芳后世。难道，这就是欧阳修所言“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的内在真义吗？

本文配图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