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见面前，这位美国女记者在延安，目睹了一次轰炸。

1946年8月9日《解放日报》第3版

延安被炸目击记

美·史特朗女士

编者按：史特朗女士系美国各报著名专栏作家，著有报告文学多种，其中以中国抗战为题材之《五分之一的人类》一书，尤脍炙人口。此次她代表美联社八个报纸的记者，于七月中旬抵沪，于八月一日由平飞延采访，本文系专为美联社而作，作者自称本文任何美联社记者可以转□，任何美联社报纸可以转载。

八月二日上午约十一点三十分，雷鸣的爆炸声把我引到门外。翻译员来敦促立即跑进防空洞。他冒烈日匆匆走来，对警报发得太晚，不断表示歉意，因为没有人意料到会有空袭。在明朗的阳光照射下，我看见一架飞机似乎很讨厌地就向着我头上飞来，约为两千呎的高度。延河把延安分成两部分，我当时就在河的西岸上。飞机转向延安东部飞去，那正是军事总部所在和重要官员所住的地方。在我附近的步枪手在深至膝踝的草地里用来复枪瞄准着，但飞机太高，打不到。不久我们就到了防空洞，这是一个坚固的沙岩的防空洞，安有可移动的木门，延安有许多优良的防空洞，因为过去常常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事实上城内几乎已完全被毁掉了。大部分人民住在小河两边山上的窑洞里。我们那个防空洞挤满了人，有妇女和婴孩。没有惊慌。我大部分时间站在洞外，注视炸弹在一英里外，河东岸军事总部与机场一带爆炸。最后乌黑的浓烟冒起了。以后解除警报响了，人们回家吃饭。

与美军观察员共同调查，加上中国人的对证，表明七架战斗机先飞过延市，以机枪和烧夷弹集中向那一架停在地上的Ｂ廿四式机扫射和投掷，这架飞机是六月廿六日于壮伟的事件中从成都飞到延安来并且就停在距城约一哩的地方。战斗机都飞得很低，因为延安没有高射炮。Ｂ廿四飞机由于燃烧弹的准确轰击而完全毁坏了。

后来还有一架轰炸机紧跟着飞到，投落十一颗炸弹，从弹坑的大小判断，大约都是五百磅的炸弹。其中九颗落在军事总部与机场之间的直线上，但较近于军事总部。另两颗投落山边，该处正在割草的四十个农民都散开，无人中弹。轰炸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大概是返西安，这地方十年来经常是袭击延安的来源。当地中国人认为轰炸机目标是要炸军事总部和四十个农民，因为Ｂ廿四式飞机已经被毁坏了，无论如何，轰炸是极不准确的，除了山麓之外，什么也没有炸到。这是不足怪的，因为延安大部分地方都是山麓和窑洞，都很难命中。除了现在已成为废铁的Ｂ廿四式机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受创。这架飞机是在六周前戏剧性地由成都飞到延安的。延安机场的守卫员以为是敌机，用步枪瞄准起来。飞机上的门开了，飞行员刘善本出来，举手敬礼高呼：“打倒内战”。当刘氏解释他也不愿替共产党打仗，只希望有一个团结一致的中国，并愿保持这架飞机给以后联合政府的国防部时，每个人都欢呼致贺。延安共产党人士赞同刘上尉不欲以飞机来进行内战的意愿。而且缺乏汽油，没有零件及装备也无论如何很难以使用的。共产党有空军一说简直是开玩笑。六星期来刘上尉及他的Ｂ廿四即为“延安空军”，此地粗陋的飞机场是仅仅为了美国飞机每十天一次与美军观察组连络而设的。某些共产党人提议卸除飞机装备，因为由于中央政府的长期封锁，此地金属异常之缺乏，飞机上的零件五金正是此地所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大多数因感情的理由决定反对这一建议，因为飞机非常新式，很有价值，并且将来终有一天以优美的方式把刘上尉连同这架飞机一起送还中国的联合政府。于是决定把这架飞机展览，“让饱尝日本飞机轰炸却从未很近看到轰炸机的边区人民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展览原规定下星期农闲时举行。现在却不可能展览了，Ｂ廿四现在只好给延安的工厂当废铁用了。延安人士视此次飞机轰炸为内战之正式宣战。他们并称：“看，一架美国飞机怎样炸毁了另一架美国飞机呀。”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到山下时，我看到中国国旗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飞扬在南京上空的也是这同一的旗帜。我指着这旗帜，提出认为很加修饰的问题问道：“你们是否仍然像抗日战争时那样将蒋介石的肖像和罗斯福、斯大林及邱吉尔的肖像悬挂在一起呢？”“当然。”回答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从未宣布要推翻蒋介石”，这就是在轰炸后约十五分钟的一个明确的答复。

文中的作者“史特朗”，即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新的全面内战爆发。7月，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党内指示。直到11月，中共中央才决定用“打倒蒋介石”，作为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次年2月，国民党政府通知共产党谈判代表全部撤回，3月共产党人员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1947年10月，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口号，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所以在1946年8月2日，斯特朗在延安当地看到的旗帜、听到的回答，正代表着当时我党的方针与立场。

文中提到的刘善本，正是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当天，驾机飞延安的。

一些共事者回忆：26日，刘善本利用由昆明往成都运送军火的机会飞抵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亲临欢迎大会。

不久，刘善本奔赴东北，参与创建我党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任副校长。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他还驾驶着受阅飞机飞过天安门城楼上空。这年2月，他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作为志愿军航空兵某师师长率部参战。1964年，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刘善本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而斯特朗记录下的这次轰炸，正使他更坚定了决心。

1949年开国大典前一天的解放日报版面上，有一篇对他的专访：“他愉快的叙说着：‘在延安我住了一个时期，一切都使我觉得那么新鲜，有生气，我开始愉快的生活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接着他愤恨的说：‘但是不久，在八月二号的这一天国民党反动派竟来轰炸扫射延安。还说什么呢？这到底是谁在发动内战，这一切都更深深地加强了我的认识。我清楚的认识了反动派狰狞的面目，从这时起我更坚定起我自己，我决心做一个人民空军的战士，为人民而贡献我的力量。’”

图为这天《解放日报》版面上，刘善本专访一文配发的照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则在1960年，详细回忆了当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

“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山都历历在望。

“他穿的是普通的深蓝色棉布服，但比别人的要整洁些，保护得要好些。他的态度安详而和蔼。他的话含义非常丰富，他的脸常常笑逐颜开，显出明朗的神采，但是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我们一面喝新泡的茶，一面谈话。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他谈到缴获蒋军的美国武器的时候，把这称为输血，美国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给我们。

“‘纸老虎’的比喻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毛主席帮助译者把他的话准确地译出来。他最初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的时候，这个词译成了‘Scare—crow’。毛主席立刻打断谈话，要我告诉他‘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我回答说，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在田里来吓唬乌鸦。他立刻表示这样译不够好。他说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是实际上是硬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在这以后，毛主席就自己用英语说‘纸老虎’这几个字，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起来很强大很可怕。可是二月一阵大雨就把他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

“主席送我走下山坡的时候已经快午夜了，他用马灯照路，一直送我到卡车旁。我们说了告别的话。”

斯特朗印象特别深的那一幕，颇有意味：毛主席“立刻打断谈话”，紧盯翻译不放，“立刻”否定不够准确的“稻草人”，还竟然自己上阵，用英语说“纸老虎”这几个字……如此在意，是因为深知，这个词需要准确传递本意与深意。他曾经评价自己“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也尽显其中。

有一个说法是，“纸老虎”一词的英译“paper tiger”，是他的发明，且随着斯特朗的报道在西方影响很大。如1973年基辛格访华，见到他就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毛泽东说：是的，paper-tiger。基辛格也很灵泛，立刻接话说：对了，纸老虎，就是指我们。

1947年，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前，斯特朗在延安最后一次同毛主席谈话，“他又提到了纸老虎”。斯特朗说：“我注视着毛主席谈论世界前途时平静而充满信心的面容。第二天早上我乘飞机去北平时和以后的年月中我旅行世界各地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个形象。”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在国庆夜的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会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右一）。（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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