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六篇。

专访旷伟霖是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楼。“我不幸也很幸运。”这位1958年出生的外交官如此评价自己。他经历过“文革”，学校里一片狼藉，没有机会好好读书，18岁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曹杨影剧院当跑片员。

“但冥冥之中，我似乎注定要从事外事工作。”那时国外消息闭塞，旷伟霖会看父亲从单位带来的《参考消息》；看电影时，还会饶有兴致地看前10分钟的新闻纪录片。

1977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旷伟霖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后离开上海北上外交部，之后在外交学院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深造。“从这个角度说，我又很幸运。”他说。

旷伟霖的36年外交生涯，驻外经历大致可分为两段：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纽约总领馆、驻美使馆工作近10年，以及在非洲工作6年多。

“在美国和非洲的感受截然不同。”他说，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优越，但中国外交官需要与美方“打嘴仗”，进行交涉。之后出使非洲，尽管物质条件天差地别，但感受到中非间深厚友谊，并能与非方讨论落实重大合作项目，“很有成就感”。因此，虽然已经离开非洲，但旷伟霖的微信头像是个可爱的非洲小孩。他想借此记住在非洲的1185个日夜，并表达对非洲深深祝福。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虽然离家已久，他依然能用流利的上海话交流，也常回上海看望家人与朋友。来到上海，用他的话说，“又回到了人生的原点”。

外交官要“大胆”走出去

上观新闻：2005年至2008年在担任中国驻纽约常务副总领事期间，你参与接待中国领导人访美。

旷伟霖：是的。2006年4月18日至21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21日，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虽然这项活动只有一个半小时，但我们在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

访问耶鲁期间，胡主席要向学校赠书。考虑到赠书场地空间较大，书架要3米高以上才显得大气。但在耶鲁找不到这一高度的书架。为此，我们前后方多次进行讨论。最后有人提出建议：在书架顶部拉一条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向耶鲁大学赠书仪式”，让书架在无形中“长高”。很快建议被国内采纳。事实证明，这一布置达到预期目的。

当时，最让我感动的是，许多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庞大的欢迎队伍，不少人请了假，集体租车从外地赶到耶鲁所在的纽黑文。他们举着五星红旗，高唱国歌，呼喊欢迎口号。那天，纽黑文成了红色的海洋，爱国力量的气势完全压倒反华势力。

中国领导人耶鲁之行推动了两国人文、教育的合作交流。我们幕后加班加点，做出自己的努力。

上观新闻：拉萨“3·14事件”后，听说你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作为分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总领事，是怎么考虑的？

旷伟霖：2008年发生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后 ，在美“藏独”反华势力气焰嚣张，在我驻纽约总领馆前举行大规模所谓“抗议”活动，还多次企图冲击总领馆。

同时，美国媒体刊登文章，攻击我国采取的行动及西藏政策，为打砸抢烧分子“鸣冤叫屈”。为了说明真相，做美国舆论的工作，4月3日我们在纽约希尔顿酒店召开记者会。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福克斯电视台、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参加。

那个时候，中国外交官在这种场合与美国记者面对面交锋，确实还不多见。说实话，我当时对能否完成好任务没有把握，心理压力很大，因为美国记者比较“难缠”，提问咄咄逼人，当地电视台又要转播。但我还是做了准备，克服压力，阐述中方立场，让美国民众听到中国的声音。

上观新闻：在纽约与媒体打交道，你有什么经验吗？

旷伟霖：纽约人常说，华盛顿是美国首都，纽约却是世界之都。虽然这种说法太夸张，但一定程度反映纽约的国际地位。当地媒体高度发达，美国三大电视台以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新闻周刊总部都设在那里。美国媒体很关注中国，但涉华报道和评论存在意识形态偏见，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做工作要实事求是。既不能指望改变对方的政治立场或基本看法，也不能指望对方说出我们想要听的话。应该通过沟通来增进了解，让对方了解中国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促使他们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国。

在我看来，关键是外交官要“大胆”走出去。在有准备情况下与记者接触，同他们坦诚交流。我曾去过华尔街日报、新闻周刊、时代周刊进行对话，取得较好效果。此外，还要做好关键少数工作，包括媒体机构总编、专栏作家、社论版编辑、曾常驻中国的记者等。他们在涉华舆论方面有较大影响力。我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有过几次深入交流，这有助于他客观了解中国内外政策。

感觉每天生活在朋友中

上观新闻：2010年，你离开美国去非洲塞拉利昂当大使，是什么感受？

旷伟霖：最大的感受是，两国国情反差巨大。我和夫人第一次乘机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隆吉机场时，已是晚上7点多，周围灯光灰暗，机场上只有4架飞机。由于没有摆渡车，我们是走到候机室的。

从机场到首都市区要坐40分钟的摆渡船，这实际上是艘只能载20人的小舢板。我们穿着救生衣，登上破旧小船。当晚风高浪急，下着大雨，小船在海面上下颠簸，好像随时会翻。我俩真担心会出意外，最后幸好有惊无险。

进入弗里敦市区，我发现首都没有路灯，城市一片漆黑。当地基础设施落后，市政电无法保证，我们使馆用电要靠3台柴油发电机24小时不间断地运作来保证。市政水奇缺，只能靠水车拉来生活用水。当地的电视和网络非常落后，进入雨季或遇到暴风雨天，我们接收不到电视信号，网络也大受影响。赴任前我有过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里条件如此艰苦。

上观新闻：那么中塞两国关系如何？

旷伟霖：两国关系非常好。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塞方就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长期以来，塞方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与台湾当局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塞各界普遍对华友好，无论到哪里，中国大使都会受到热烈欢迎。这与我驻美工作的大环境形成明显反差。因此，尽管当地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我还得过3次疟疾、1次伤寒，但心情还是很舒畅的，感觉每天都生活在朋友中间。

上观新闻：两国良好关系，为合作奠定基础。塞拉利昂发展最缺什么？

旷伟霖：在我看来，塞拉利昂最缺的是造血功能，也就是缺乏把自然资源和人口红利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塞当地经历过长期内战，没有工业与制造业，农业极其落后。中国在基建、教育、医疗卫生、农业、人才培训提供援助，就是授人以渔，帮助他们解决自主发展的问题。

中塞合作可谓优势互补。塞方有资源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中方有技术、有资金、有管理和经验。在任内，我推动“中塞友好医院”启用。这是西非最为现代化的医院之一，设备先进，科室齐全，病床达到100多个。由于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那里工作，它成了当地百姓看病的首选医院。这家医院为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及现在应对新冠疫情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与中国大使关系特殊”

上观新闻：你并非长期在非洲工作，2015年为何安排你担任首任中国驻非盟使团长、大使？

旷伟霖：设立中国驻非盟使团，是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提升中非关系的重要举措。

中国外交人员要绝对服从组织决定。虽然至今没人告诉我原因，我猜可能有两个：我曾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过，有多边工作经验；驻非使团是个新建馆，万事开头难，需要一位有非洲工作经验且能力较强同志带队，就这样我被幸运选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使团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当地生活条件比塞拉利昂好，但也经常断水断电，网络信号也不好。刚搬进租赁的馆舍时，我们缺少办公设施和生活家具。由于当地家具质量不好，我们决定从国内采购海运过来，但这样要半年后才能拿到。在此之前，使馆大部分家具是从当地中资企业处借来，晚上我和所有馆员一样，在地板上放个床垫睡觉。

上观新闻：非盟使团主要任务有哪些？

旷伟霖：驻非盟使团刚建立时，主要任务有两方面。就内部工作来说，使团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规章制度，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办公和生活问题。对外工作主要是，尽快打开工作局面，与非盟领导和主要部门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还要具体落实重大合作项目，如中方援建非洲疾控中心等。

此外，就是为我们使团争取一块永久性馆舍用地。当时亚的斯亚贝巴正大兴土木，土地供应非常紧张。我们最初重点做市政府工作，但效果不太好。后来我们改变工作思路，做埃塞政府高层工作，最终拿到一块理想的馆舍用地，为使团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上观新闻：你和非盟高层交往多吗？

旷伟霖：我和非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祖马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私人友谊。她是非盟委员会首位女主席，曾是曼德拉的战友、南非著名政治家，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和新南非建立作出贡献。她是位泛非主义者，积极推动非洲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她关心非洲妇女、儿童及青年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她常说，没有非洲妇女、儿童及青年的未来，就没有非洲的未来。

她对华友好，常说：“我与中国关系特殊，与中国大使关系特殊。”尽管她公务繁忙，但只要有时间，对于我的拜访要求和社交邀请总是欣然接受。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在一次活动中当着我国领导人的面肯定、称赞我所做的工作。

2015年10月祖马访华，我全程陪同。中方安排她参观长城，她坚持爬上长城并说：“中国就像万里长城，发展延绵不断，从久远的过去走来，又向光明的未来迈进。”我陪同她乘坐京津城际高铁，她赞不绝口。在她推动下，中国与非盟在非洲铁路建设规划方面进行合作，取得具体成果。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举行。习近平主席在比勒陀利会见祖马主席，这是当天的首场会见活动，祖马高度重视，提前8分钟到达现场等候，这在非洲极为罕见。会见活动非常成功，双方都感到满意。

上观新闻：和普通非洲朋友之间呢？

旷伟霖：常驻非洲期间，我与普通人有过不少接触。我们的两位司机都是当地人，他们工作认真踏实，上班一身正装，皮鞋擦得锃亮。他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们是当地雇员，但我对他们一直十分尊重，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当然也要看到，西方舆论对非洲的影响依然较大，经常误导部分当地民众。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做好非洲民间草根工作，讲好中非合作故事，让中非友好不断深入人心。

绝大多数非洲百姓支持中非合作

上观新闻：最近，有一家美国媒体发文称中国并没有给非洲带来实惠。

旷伟霖：这家媒体的背景众所周知，我就不多说了。事实是，在非的中国人、中国企业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埃塞俄比亚修建了第一条环城公路、第一座城市轻轨、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首都最高楼也是中国公司建设的。

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尽管去年出现疫情，但双边贸易额达到1900亿美元。“一带一路”为非洲和中非合作带来越来越多的机会，如中国帮助修建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亚吉铁路、从肯尼亚蒙巴萨到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大大促进东非人员物资流动，并带动在铁路沿线地区的发展。

目前，中国在43个非洲国家有44支援外医疗队，为解决当地缺医少药问题，推动医疗卫生发展作出了贡献。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非洲老百姓对于中非合作是支持的，因为中非合作给他们带来许多实惠，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发展机会。

上观新闻：那怎么看待所谓“非洲陷入中国‘债务陷阱’”呢？

旷伟霖：这是西方扣在中国头上的一顶帽子，企图借此离间中非关系，将非洲的债务负担与风险转嫁给中国。

非洲债务问题由多种因素构成，中国只占非洲外债中一部分，而西方私人金融企业占了大头，这才是引发非洲债务风险的主要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在向非洲提供融资方面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主要看是否有利于非洲国家可持续发展并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而且中国提供的融资多用于基建、水电、能源等重要发展项目上。

在我看来，解决非洲债务问题需要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说到底，最终解决还要靠非洲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