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星火大燎原，亿万脱贫生活安。古国创新全世变，神州屹立双循环。”

这首诗是我不久前有感而发写下的。我今年94岁了，光荣入党76载，有幸见证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共产党员的初心始终未变。

△戈宁老人在书房。

我对党的信仰，开始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年代。

抗战开始后，我的姨妈带着我的表哥从常州逃难来到上海，借住在我家。表哥蒋壁厚是一名非常进步、热爱文学的青年，后来他改名屠岸，成为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和作家。在他的感染下，我接触了不少进步书籍，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巴金、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我最喜欢鲁迅的作品，他的《彷徨》《呐喊》等不少著作我都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进步的思想也在这期间逐渐形成了。

那时我家住在租界，相对“平静”。但每次到租界外面买东西，都能看到侵略者暴行之下的满目疮痍。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却被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每每看到这些惨痛的场景、听到战乱的消息，我几乎连眼泪都要流干了。悲伤、同情、愤怒的情绪在心头交织，“为民族寻出路”的使命感更在胸中激荡。

那时我正在上海中学读书。日本侵略者控制下，地下党没办法组织我们学生公开抗日，我们只能搞“助学运动”，通过募捐帮助贫困学生继续读书，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机会组织集会，考察一些进步青年，我就是在那时被吸收进了组织。

入党的考察时间很长，也非常严格，万一吸收进敌人，后果不堪设想。1945年6月，还不满18岁的我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的，是当时上海中学的地下党领导人，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钱李仁。

我的入党申请书是用毛笔蘸米汤在白纸上写成的——这样写出来的字，干了之后看不出颜色，只有涂上碘酒才能看出写了什么。我知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把生命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党的伟大事业。

入党后，我马上就进入党小组开展工作。1946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其实我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等4所大学，本打算去清华，但组织告诉我，清华的地下党员已经很多了，交大的党员人数却很少，希望我能去交大开展工作。而且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交大的，入学可以当班长，更有利于多接触进步青年，开展地下工作。 

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那时我们学习哪里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党、为了国家。

那两年，交大的学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中，我被选为15名学生代表之一去南京请愿。面对军警的残酷镇压，很多同学受伤，我们却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

由于屡屡带头组织学生运动，我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不得不在组织指示之下转移至解放区。从上海到镇江，再到扬州，经过安徽宿县，越过洪泽湖，最终到达射阳，进入华中党校。我和同志们长途跋涉了上千公里，即便是在大雪天里，也赤脚穿着草鞋赶路。进入解放区后，为了隐蔽身份，我就将原名“奚祖纲”改为“奚戈宁”，但因为我的姓太少见了，所以最后连姓也去掉，直接改名叫“戈宁”，继续干革命。

胜利的好消息频频传来，南京解放前夕，我作为技术干部被编入第二野战军。南京解放后参与接收浦口铁路，后来又被调入了济南铁路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要派人去苏联学习，我很荣幸被组织选中，和其他9名学生一道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铁道学院学习。

△1956年，戈宁在前苏联参加庆祝十月革命游行。

苏联的生活条件，自然要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优越得多，但我和同学们都深知，国家送我们来不是享受，而是要学习先进经验和技术回去建设祖国的。为了早日学成回国，我和几位同学甚至还向校方申请跳级，加班加点学习备考，将本科5年的时间缩短为4年。在苏联前后7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习上，晚上下课后还一直学习直到半夜熄灯。最终顺利完成本科与研究生学业。

踏上回国的列车时，我的内心却是澎湃万分：终于能用自己学来的本领报效祖国了！我进入铁道部科学院工作后，曾经参与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试验工程，还有上海第一条过江隧道打浦桥隧道的试验工程。

也许有人还记得几十年前坐火车时的感觉——咔嚓咔嚓的响声接连不断，这是因为铁轨连接的部位存在缝隙发出了响声。我与团队后来研制出了1500米的长钢轨，被全国各地铁路所采用。国内铁路系统的第一套电子售票系统，也是我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成立的计算机研究室所开发出来的。

△戈宁展示他为一大留言簿留言的诗词书法作品。

如今，中国高铁的里程数稳居世界第一，铁路的建设带动着区域的发展，更反映着社会的繁荣。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作为一名见证者和参与者，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作者为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原副所长、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