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位置: 文化 > 朝花时文 > 文章详情
“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红灯记》从诞生到走红的幕后故事
分享至:
 (4)
 (0)
 收藏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鸿鑫 2021-06-10 07:47
摘要:从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这出戏剧经典走过了不平凡的风雨历程。
02:48 红灯记之红灯记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红灯记》是一出闻名全国的京剧现代戏,虽然初创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但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经国家京剧院几代艺术家传承演出,至今还活跃在京剧舞台上。每当我听到《红灯记》中的熟悉唱腔时,总会想起往事:将近六十年前我第一次阅读和评论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继之第一次观看和评论沪剧《红灯记》,后来又多次观摩京剧《红灯记》、评论京剧《红灯记》,我与中国京剧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主创人员如钱浩梁、袁世海、凌爱珍、夏剑青、凌大可、韩玉敏等都有过访谈和交流,可以这样说,我是从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到京剧《红灯记》风雨历程的见证人之一。

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

京剧《红灯记》后来风靡了海内外,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剧,但是它据以改编的原作乃是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其作者为沈默君、罗静。沈默君是著名电影编剧,笔名迟雨,原籍安徽寿县,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火线剧社任演员、导演,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总后勤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曾创作歌剧《叶大嫂》、小说《孙颜秀》等。新中国成立后曾创作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等,1954年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电影创作组长。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1961年,他“摘帽”后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去哈尔滨搞创作。这一时期,沈默君收集了许多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故事。不久,他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导演苏里希望他能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一次他和导演尹弋青闲聊,尹弋青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子,那就有戏了。”一句话点醒了沈默君,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浮上心头,他联想到戏曲《赵氏孤儿》的故事,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逐渐形成。他奋笔疾书,历时数月,写成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初稿写好后,他曾赴沈阳、大连、哈尔滨的工厂、铁路局补充、收集材料,找老工人、老抗联座谈,征求剧本意见。又经修改,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发表于1962年9月号的《电影文学》刊物上。


京剧《红灯记》剧照

《自有后来人》的另一作者罗静,本名罗国士,出身于湖南一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参加人民解放军,曾任少尉军官。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曾与沈默君同在东宝中学任教。沈默君调至长影厂写作《自有后来人》时,要求借调罗国士来厂与他合作。

这个电影剧本是从生活和历史素材中提炼创作而成的,是众多描写抗日战争题材作品中比较出挑的一个。作品把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以一盏红色的号志灯贯串全剧,生动地描写了一家异姓祖孙三代为了抗战和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故事,塑造了李玉和等勇敢顽强、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形象,又以争夺密电码为冲突的焦点和悬念所在,全剧情节丰富,曲折跌宕,表现出中国人民在艰苦复杂斗争环境中的坚强、勇敢和无畏的精神以及革命火种代代相传的积极主题。剧中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关于人生观的争辩、老奶奶抚摸红灯向铁梅痛说革命家史的场面以及粥棚脱险、三代人刑场诀别等情节都写得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我在读这部作品时,还是一名年轻的文艺评论作者、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我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同时也有提高的空间。我和我的同学陆稼林(后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合作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评论,纵论该剧本的成就和不足,并对整个剧作的构思提出如下的建议:“影片中可以将李家祖孙三代为保全密电码的英勇斗争作为主线, 这里要突出工人群众的支持;而同时又铺设游击队或主力军与日寇作战的副线。这两条线用密电码将它们扭合起来。游击队为了找到密电码,千方百计进行斗争, 最后李铁梅他们终于将密电码送到了游击队手里。游击队得到密电码后, 与主力部队配合,屡建奇功。”文章刊登在《电影文学》1962年12月号上。

戏剧界经常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应该说,正是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为以后京剧《红灯记》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灯”在沪剧舞台上亮起

20世纪60年代初,各地不少戏曲团体都在努力编演现代戏。作为擅长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剧种沪剧更为积极,像上海人民沪剧团就编演了《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等现代戏。

1962年10月,上海的一个区级剧团爱华沪剧团有位青年演员夏剑青在《电影文学》上读到了剧本《自有后来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这个剧本很有意义,而且适合于改编成沪剧演出,于是向剧团推荐。团长、著名演员凌爱珍非常重视,专门召开艺委会讨论,大家认同了夏剑青的建议。当时剧团没有专职编剧,就决定由青年演员凌大可和夏剑青着手改编。他们都还有演出任务,只能边演出、边写作。他们认真研读原作和有关评论文章,加深理解,酝酿构思,先搞提纲,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写成初稿,始名《密电码》。

在投入二度创作时,爱华沪剧团在文化主管部门扶持下,邀请了顶尖专家组成主创班子,由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担任艺术指导,王育任导演,崔可迪任舞美设计,金长烈任灯光设计,朱士场任服装设计,陈绍周、应玉兰任化妆造型设计等。演员阵容也很强大,团长凌爱珍和主要演员袁滨忠、韩玉敏、凌大可等悉数登台。剧本初稿曾名《密电码》,开排前,应云卫提议改名《红灯记》。

1963年春节,根据《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在上海红都剧场正式首演,这是“红灯”首次在戏剧舞台上亮起。它较之电影《自有后来人》的拍成放映,早了八九个月时间。

可能是因为我写过《自有后来人》的评论,当时我又在上海人民沪剧团实习,《上海戏剧》杂志社约我写一篇沪剧《红灯记》的评论。那天晚上我应约到红都剧场观看演出。由于电影剧本有良好的基础,改编者熟悉沪剧剧种和剧团的特点,这个戏改编得相当成功,它规避了原作的某些缺点,保留了其精华,并有一定的丰富和创造。原作中的粥棚脱险、李奶奶叙说家史、智斗鸠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在戏中都有生动的展现;整出戏用一盏红灯加以贯串,既富于传统戏曲的特点,又升华了戏的题旨。改编者根据原作的框架,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一家异姓三代人的思想脉络,而且主次分明,在三代人中突出了李玉和的形象,通过他进行地下工作、对敌斗争、与亲人关系等多个侧面,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革命老人李奶奶、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的感人形象。对鸠山的刻画也避免了脸谱化,着重写他的工于心计、阴险奸诈。改编本结尾处把原作中铁梅在烈火中牺牲、密电码下落不明,改成铁梅在游击队帮助下手刃叛徒,密电码送上北山,更好地体现了“自有后来人”的主题。


沪剧《红灯记》剧照,左起左起凌爱珍饰李奶奶,袁滨忠饰李玉和,韩玉敏饰李铁梅

演出也很精彩。饰演李玉和的著名青年演员袁滨忠,他的唱腔师承筱文滨的“文派”,且有自己的特色。他演的李玉和坚定刚毅,浩气凌云,表演节奏控制自如,走进刑室前,从容地敲掉烟斗中的灰烬等细微动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饰演李奶奶的老艺术家凌爱珍,唱腔爽利流畅,吐字铿锵有力,所演的李奶奶稳重老练,深明大义,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细致,并诉诸准确的戏剧动作。韩玉敏扮演的铁梅天真纯朴,表演真挚,有层次地表现了铁梅在战斗中成长的过程。那天剧场里气氛热烈,掌声不绝。我虽然带着写作任务观看,比较理性,但也不时为剧中的场景所打动。当演到李玉和赴刑场一节,禁不住热泪盈眶。

不几天,我就写好了评论文章。文稿发表在1963年2月号的《上海戏剧》上,题为《革命的红灯永放光华——评沪剧〈红灯记〉》。这是我走上戏剧艺术道路初期所写的一篇评论,也是关于《红灯记》的最早的评论文章之一。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导演是于彦夫,主要演员有赵联、车毅、齐桂荣等。1963年11月1日上映。

京剧《红灯记》的创演

沪剧《红灯记》在上海一炮打响,引起了广大观众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不久后中国京剧院着手把沪剧《红灯记》改编成京剧。

1963年2月下旬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在红都剧场观看了沪剧《红灯记》,认为“这个戏不错”。随后就将沪剧的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同年9、10月间,林默涵把改编的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李金泉、刘吉典、李少春设计音乐和唱腔。林默涵非常关心《红灯记》的改编,多次与阿甲及剧院领导讨论研究,他们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加工,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是李少春、青年演员钱浩梁饰演李玉和,李少春乃李桂春(小达子)之子,著名文武老生,因出演《野猪林》《白毛女》等驰誉剧坛,杜近芳(后改刘长瑜)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


高玉倩饰李奶奶(京剧《红灯记》)

1964年5月,京剧院将先排出的前五场戏进行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动,并上台祝贺。可是没过几天,她却把阿甲、李少春、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指责道:“你们把我的戏搞坏了!”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有按照她的意见修改,怒气冲冲找到周恩来,想以此压服阿甲他们。周恩来说:“我让林默涵去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周恩来也确实亲自抓了,他多次亲临排演场,与编导一起推敲台词和表演。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林默涵的具体领导下,京剧院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对《红灯记》反复修改加工,然后在北京正式公演。修改中,恢复了“粥棚脱险”一场,在“刑场斗争”一场由写三代人改为写李玉和为主。改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它在保留电影剧本和沪剧的精华的基础上,对剧本、表演等精雕细琢,充分发挥京剧艺术手段的优势,使这部戏更显精彩。像“赴宴斗鸠山”一场,锤炼台词,用念白表现李玉和和鸠山之间两种人生观的冲突;“痛说革命家史”则充分发挥京剧唱、念的长处,成为一场震撼人心的好戏。京剧的唱腔音乐是塑造人物的重要艺术手段,这方面创作者用力很深。对李玉和,运用了不同板式的系列唱腔,从不同侧面表现他对李奶奶、铁梅的阶级感情和亲情之爱,对鸠山、叛徒则是义愤填膺,无比仇恨,对民族和人民遭受侵略者的践踏蹂躏,又充满了焦急和同情。特别是第八场“刑场斗争”,更以大段的二黄成套唱腔,配以丰富的身段、动作刻画了李玉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魄,对美好前景的憧憬,以及祖孙三代人之间的深厚情感,可称淋漓酣畅,感人肺腑。它是京剧舞台上一出难得的优秀现代戏。


钱浩梁饰李玉和(京剧《红灯记》)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观看了京剧《红灯记》,并上台接见演员。江青见毛主席对《红灯记》非常赞赏,就连忙表示这是她搞的戏,她对京剧院说:“《红灯记》主席通过了,你们到南方去一下吧,扩大扩大影响。”

1965年2月,中国京剧院由张东川带队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公演。其时笔者已供职于上海市文化局,有幸在上海观看了该剧的精彩演出。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加上媒体的宣传,《红灯记》一下闻名于全国了。


刘长瑜饰李铁梅(京剧《红灯记》)

在“文革”中,一方面《红灯记》被打上了“江记”的印章,在江青的“指示”下,又是再度修改,又是拍摄电影。另一方面,原来创演《红灯记》的一些有功之臣,如李少春、阿甲、张东川等却都遭到了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迎来了新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版的京剧《红灯记》、沪剧《红灯记》等重新恢复演出,对《红灯记》等作品以及它们的创演历史逐渐有了科学而客观的评价。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由作者提供,题图为京剧《红灯记》剧照
上一篇: 没有了
下一篇: 没有了
  相关文章
评论(0)
我也说两句
×
发表
最新评论
快来抢沙发吧~ 加载更多… 已显示全部内容
上海辟谣平台
上海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市政府服务企业官方平台
上海对口援疆20年
举报中心
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
关注我们
客户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