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医疗三队的医务兵。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的小学老师夏桂子。
△初到部队担任医务兵时的顾敏。
我出生于江苏如东,小学二年级时,日本人砸了我的学校。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来了,也是又烧又抢。当时夏桂子老师是地下党,他教书的时候跟我们讲了许多共产党的事情,他说我们将来就是要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到了五年级,那时是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夏老师跟我说你要出去闯一闯,于是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我去一所专门为共产党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
当时全国解放形势变化很快,我到学校后发现,学员们都去了前线。因为我年纪小,老师让我参加文工团,但我坚决要求去一线。于是,批准我去了第十一纵队卫校,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后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我们兵团接到上级命令要活捉国民党陆军中将黄百韬。在包围敌军时,我们遭到了敌军的反“围剿”,在一个多月的拉锯战中,一些战士壮烈牺牲了,一些战士身受重伤送到战地医院。一开始去到前线抢救伤员还是有点紧张的,看到血肉模糊的战士更是心痛不已,但战场上来不得半点迟疑。当时我负责几个病房,有几十位伤病员,也负责到手术室上麻药。我们卫生部领导说,“你上麻药最好,上完麻药,等手术准备工作都弄好后,病人刚好麻过去,等手术结束,病人也差不多醒了。”
跟着队伍一路战斗、一路走,对党的认识也更具体了,也切实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将劳苦大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1948年,我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淮海战役中大家都看到了我的表现,也获得医疗队表扬,支部大会顺利通过了我的申请,然而上级没有批,因为我还不到18岁。虽然遗憾,但我坚信,到了18岁,我一定要成为共产党员。
1949年2月,第十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军。4月渡江战役打响,渡江后,我所在的第29军87师开赴上海,参加解放上海的战役,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月浦攻坚战和攻打吴淞口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在月浦的防御工事坚固,很多碉堡又极其隐蔽,战士们一批批倒下,从前线运回后方医院的伤员都放不下了。当时医疗条件跟不上,药品更是稀缺,尤其是止痛的吗啡,有一个场景我至今难以忘却,当时一位伤员被子弹把肠子打出来了,我用纱布把裸露的肠子塞回去,要想给他做手术,必须等吗啡的供给。当时伤员疼痛难忍,而且因为缺水口渴,我叮咛护理员一定不要给他喝水。护理员不忍心,就在我去拿吗啡时,给他喝了水。当我回来给他打吗啡,打到一半时打不进去了,人靠在我怀里,就这样走了。现在宝山烈士陵园里面就有我们87师牺牲战士的墓碑。这些年来,我都要去陵园扫墓,缅怀牺牲的战友,他们把生命献给了解放事业,献给了上海这座城市。
△在部队担任医务兵时的顾敏。
上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就奉命返回苏州整训,随后进军福建。1949年11月,刚刚满18岁的我在厦门鼓浪屿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入党那天起我就立下誓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
从苏北、上海再到福建,我亲历了解放战争,见证着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以说,这与我们严明的纪律密不可分。那时候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就是在旁边打个盹儿,尽量不打扰到他们;而且不管住在哪个地方,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给老百姓打好水,把院子都给打扫好,这就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纪律才能取得胜利。那时,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比我们强,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身上背一个米袋子,一张报纸里面包着碗筷,好的时候再挂几颗手榴弹。但老百姓还是选择了共产党,因为我们处处为人民着想,所以老百姓支持我们。
1958年7月转业到地方后,不管在工厂还是在机关,我始终牢记入党誓言,曾被评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1987年11月离休后,积极参加离休支部和社区党员活动,常常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
△退休后的顾敏。
如今,我入党已近72年,当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仰一刻也没改变过,而且愈加坚定。
△退休后的顾敏。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我的心。当听说医务人员防护服、隔离衣紧缺,我心急如焚。2月3日,我揣着2万元现金到五角场街道防疫指挥部办公室,委托他们捐给湖北麻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用于为医务人员购买医疗物资,以略表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医疗老兵的心意。我不愿意叫别人知道,这只是尽绵薄之力,不值得一说,但还是被他们找到了,现在想想其实很惭愧,我为人民、为国家做得太少了。只要我有能力,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努力付出一天。
(作者为原上海化学纤维公司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