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一套近期热播的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英勇牺牲在上海白色恐怖中的两位兄弟英烈——陈延年、陈乔年，推到了观众的面前。虽然发生在90多年前，但却穿越时空，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坎坷自强意志坚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在大会选出的31名中央委员中，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在其列。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中央委员，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陈独秀继续当选，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但陈延年与陈乔年同时当选中央委员，看似令人惊讶，实则并不奇怪。这对一起长大、学习、为党工作的兄弟俩，不是总书记父亲光环下的“官二代”，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党内政治新星的。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898年出生于安庆。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生于1902年。小哥俩自幼很少和父亲独处，因为陈独秀终日为革命奔波在外，不仅极少回家，而且多次遭到清政府通缉，小哥俩只能跟着慈爱的母亲留在老家安庆。

然而，1913年，陈独秀在家乡安庆领导安徽的“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讨袁斗争失败后，陈独秀被迫经上海东逃日本。袁世凯在安徽的爪牙倪嗣冲奉命抄家并扬言斩草除根，陈延年陈乔年小哥俩幸得善良的邻居和友人相助，总算虎口逃生。

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小哥俩一身正气，从小就对反动军阀充满了仇恨。他们对母亲说:“我们要找父亲去，这个仇一定要报!”这一点倒不像热播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所描述的那样，对父亲陈独秀成见很深，既缺少起码的亲情，甚至缺乏起码的尊重。

“斩草风波”后，陈独秀将小哥俩接到上海，陈延年进入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陈乔年则由父亲自己教育并跟着陈延年学习。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小哥俩被迫开始独立生活。为磨炼意志，陈独秀每月仅给他们10块钱生活费，交了学费以后，所剩无几，小哥俩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粗粮饼，饮生水，夏天蚊咬无蚊帐，冬天寒衣单薄，一件夹衣一年四季不离身，面带饥色，身体消瘦。

1919年6月，陈独秀被逮捕入狱，已经成了全国性的公众人物。同年底，兄弟俩在华法教育学会资助下登上邮轮前往法国，在异国他乡一边求学，一边读书，每天只能以面包蘸酱油充饥，日子极为艰难。在法国，兄弟俩结识了留法同学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正式告别了无政府主义，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8月，兄弟俩经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推选为支部负责人。1923年4月，中共旅欧支部选派包括兄弟俩在内的12位留欧学生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陈延年：共产党员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生

在国共合作形势下，1924年夏陈延年奉命回国，接替周恩来担任广州区委书记。同年秋冬之交，陈乔年亦奉命回国，担任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兄弟俩一南一北，陈独秀坐镇中间的上海，共同为中国革命披肝沥胆。

陈延年生活艰苦，作风朴素。在广州工作期间，陈延年经常穿着一身破旧的粗哔叽学生装，油渍斑斑，袖领破烂。他深入一线参加体力劳动，出入工棚，与工人打成一片，甚至经常替黄包车夫拉车，全然看不出是党的高级干部。时任国民党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提起陈延年时说：“陈延年简直就是个黄包车夫!”

陈延年的办公、食宿都在一间只有十余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和一个书架。书架顶上放着一个简单的铺盖卷，深夜工作完毕，将铺板一摆，打开铺盖，就草草入睡。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为个人打算，也未顾及个人的恋爱和结婚。但是，他却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婚礼上的主婚人，见证了一对相爱终身的模范夫妻。

在陈延年、周恩来等共同努力下，处于国共合作前线的广州党组织，不仅党员数量由几十人迅速发展到数千人，而且“工、农、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有趣的是，作为中共在两广地区的主要领导，陈延年难免经常与在上海领导中央工作的陈独秀发生工作联系。有时是陈延年来上海中央开会，有时是工作书信或电报往来，怎样称呼对方是个难题。父子二人不落俗套，心领神会地一律互称“同志”。父子之间是一种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平等关系。

1927年4月，陈延年离开广州，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刚到上海，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上海滩顿时血流成河。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为中央委员，父亲陈独秀则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党的五大继续任命陈延年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江苏省委的机关都设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上海。

此时上海已经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是不折不扣的险境。而武汉的汪精卫尚未叛变革命，形势相对安全。陈延年本可暂留武汉，但为了党的工作，陈延年服从党的安排，冒着个人生命危险，毅然从武汉“逆行”来到上海。

果然，6月26日，因叛徒出卖，陈延年在上海江苏省委机关主持会议时被捕，关押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

得知陈延年被捕，反动派兴奋不已，吴稚晖更是欣喜若狂。他过去曾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无政府主义“导师”，现在已变成国民党右派。他对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延年由爱转恨，认为他是共产党内最不好对付的人物。吴稚晖当即给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发信祝贺，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敦促杨虎立即杀害之，以免夜长梦多。

杨虎企图从陈延年嘴里掏出我党的核心秘密，对陈延年严刑拷打，结果一无所获。7月4日，杨虎下令将年仅29岁的陈延年处决。

当天刑场的情景不同寻常。

一辆囚车鸣着凄厉的声音驶向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畔。车停以后，从车上跳下数个刽子手。“下车!”刽子手们高声吆喝着。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被押下车。

“你叫什么?”监斩官例行公事，验明正身。“陈延年。”“跪下!”刽子手一边厉声高叫，一边推搡着陈延年。陈延年一身正气，怒视敌人，立而不跪，不停地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

刽子手将陈延年按倒在地，制止他高呼口号。但刽子手一松手，陈延年就立即站起来，正告刽子手“共产党员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生”。凶残的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挥舞手中的砍刀，竟然丧心病狂地将陈延年乱刀砍死，情景惨不忍睹。

不到一年后，他的弟弟陈乔年竟在这同一地点英勇就义。

陈乔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党的八七会议后，陈乔年先被从北京调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几个月后，陈乔年也奉命调往形势依然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这时，陈延年已英勇就义，陈乔年踏着兄长的血迹在上海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就近照料已经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的父亲陈独秀。

然而，叛徒又出卖了陈独秀的另一个儿子。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正在上海开会期间，由于叛徒告密，会场被特务包围，陈乔年等11人同时被捕。起初，陈乔年的身份并未暴露，党组织决定让已经被捕、但身份也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周之楚顶替陈乔年。周之楚同意党的决定，表示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陈乔年的生命。谁知，周之楚的父亲是海外巨商，闻知儿子被捕的消息，不惜重金将周之楚营救出狱。这样，陈乔年的身份完全暴露。

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这个亲手杀害陈延年的刽子手用同样严刑拷打的手段审讯陈乔年。但陈乔年像他的哥哥一样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

关押期间，陈乔年受尽酷刑，多次被折磨昏迷。但他宁死不屈。每当他苏醒时，就挣扎着给狱中难友们讲故事。每个故事都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容。

与一年前审讯陈延年一样，杨虎什么也没有得到，恼羞成怒。6月6日，陈乔年被押赴龙华刑场。陈乔年不知道的是，这正是11个月前他敬爱的兄长壮烈牺牲的地方。

监斩官问陈乔年有何话可说，陈乔年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卖国贼！”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们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充满自豪地宣称：“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一声罪恶的枪声，年仅26岁的陈乔年倒在血泊中。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一年之内接连惨遭杀害，年纪轻轻就成了“兄弟英烈”。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杀时，陈独秀就隐居在上海。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陈独秀作何感想？他为中国革命连续牺牲了两个优秀的儿子，可歌可泣。

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周恩来对老同学、老搭档、老战友陈延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

董必武也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2009年9月14日，陈延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解放军原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