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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外交官】专访史明德:与杨洁篪同时进外交部,亲历中德关系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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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洪俊杰 2021-04-27 06:01
摘要: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欧关系又对整个中国外交全局有着重要影响。

【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五篇。

专访史明德是在北京台基厂大街1号全国对外友协友谊宫二楼会客室。这里原是意大利驻华使馆旧址,而其所在的东交民巷区域见证了整个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放、饱受欺凌的历史。直到1949年,西方列强在东交民巷的特权才被完全取消。

如今的中国外交已告别屈辱的过去。作为外交官,史明德对此感触颇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而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希望听到中国声音。

1954年出生的史明德是上海浦东川沙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9岁起学德语,18岁起留学民主德国(东德),先后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和工作30年,成长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驻德国大使,如今担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

“成为驻德大使是每位学德语外交官的理想所在,能够出使德国我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长期在东德工作、亲历两德统一、经历中德关系近50年,让史明德更深刻理解“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无比重要性,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民富裕,这才是硬道理”。

“我在当大使期间,中德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史明德说,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最自豪的事情,自己为此做出了努力和贡献,“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没辜负他们的培养。”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50年前的远见卓识,为我国外交事业栽下树苗

上观新闻:你为何9岁就开始学德语?

史明德:这与当时大背景有关。为培养外语人才,1960年国家创办了北京外国语学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堆子学校”,开始只有中学部。1963年,按照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外长关于“学外语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国家又在上海、南京、重庆、西安、长春、广州建立6所外国语学校并设立小学部,开始小学三年级到高中的一贯制学习。

新中国伊始,老一辈外交官主要来自老革命家、省市领导和将军们,同时国家也开始培养新一代职业外交官。“白堆子”有7种外语,聘请外籍教员上课。中国老师工资56元,外籍教员工资有四五百元,还有小轿车接送。当时国家可说是一穷二白,但为了培养外交人才,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

小学二年级时,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校,通过了笔试、口试与政审。我们这一级共录取4个班、100多人。这种形式共招收63、64、65三届,1966年“文革”开始就禁止使用外国教材,外教也走了,我们学德语主要靠德文版的《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选集》。

上观新闻:后来你是怎么进入外交部呢?

史明德: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破冰,我国迎来建交高潮,急需外语人才。“文革”期间外交部没有吸收新同志,此时国家想到我们这些学过外语的学生。

外交部第一批录取50多人,“白堆子”有15个人,当时我17岁。同期进入外交部的还有上海的杨洁篪、王光亚与崔天凯等人。他们是上海外国语学校中学部的,比我们大上几岁,来自工厂和农场,但我们是同时进外交部的。

如今想来,50年前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我国外交事业栽下了树苗。50年后,这批人大都成了外交栋梁。“白堆子”的那15人中,除我以外,省部级外交官还有李金章(前副外长、前驻巴西大使)、翟隽(前副外长、前驻法大使)等。外国朋友非常羡慕我国培养外交官的系统性与专业性。

上观新闻:之后你去了德国。

史明德:1972年,我被派往民主德国(东德)学习。当时东德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发达的国家、全球第十大工业国。我刚到东柏林的中国大使馆,吃第一顿饭是三菜一汤——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与素菜,配米饭。因为国内吃饭是定量的,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我可以吃多少”。使馆同志说:“你可以放开吃。”在那个时候,“放开吃”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后来我去了东柏林的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我又去了西柏林,那里更是灯火通明,商品极大丰富。当时我们国内还实行配给制,商品匮乏。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发展到这个水平?

我在大使馆的留学生班学习,由德国教授教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学等,毕业后留在使馆工作。1976年,我考出德国驾照,开的是使馆的“奔驰200”。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要是能开上属于自己的奔驰宝马就好了。现在,不仅我的愿望实现了,无数中国人也都开上了(笑)。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

两德统一量变过程很缓慢,质变过程很迅速

上观新闻:当时中国与东德关系如何?

史明德:1949年中国与东德建立外交关系,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结束。开始两国关系处在蜜月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背靠苏联,共同的敌人是资本主义世界。由于东德一切紧随苏联,自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明显恶化后,中国与东德的关系也随之陷入困境。

虽然当年我们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走了不同道路。当时,东欧国家坚持的是苏联模式、僵化的教条主义,实行所谓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们与东德的矛盾更为突出。

除两国发展理念不同外,我们在民族统一问题上也与东德存在根本分歧。上世纪50、60年代,东西德都主张德国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 目标是实现国家统一。 但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东德改变立场,以意识形态来划分民族。但我们始终认为,民族的联系是历史、传统与文化,不是意识形态。德意志民族终会有一天重新实现统一。

上观新闻:与此同时,中国与建交后的西德关系如何?

史明德: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西德)建交,之后两国关系发展非常迅速。除两国经济贸易有很大的互补性外,双方还有政治共识和战略利益。从阿登纳时期开始,历届西德政府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不跟台湾当局“建交”;另一方面,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也成为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黏合剂”,这也是当时中国与西欧国家在战略上的共同利益所在。

“二战”后,德国被分为四个占领区。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都是被占领的国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柏林由美苏英法四国军事共管,在东德土地上驻扎着40万苏联军队,西德土地有25万美军以及英法军队。东西德的边界就是东西方的边界、冷战的边界、两大集团对峙的边界,处于热战的边缘。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德国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

上观新闻:两德统一时,你在哪里?

史明德:我是两德统一的亲历者,当时在使馆当二等秘书。历史上德国有两次统一:1871年普鲁士通过战争手段完成德意志统一;1990年以和平手段实现德国统一。东德的五个州,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规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在一天内适用整个东德。

德国统一是由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国际大背景是苏联东欧剧变的巨大冲击,同属阵营的东德也难以独善其身。更深刻的内部原因是东德执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长期坚持苏联经济社会模式,思想僵化脱离群众。原本是同一个民族,战后东西德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东德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生产率只有西德的三分之一,东德百姓生活水平远低于西德,逐渐失去民心。

还有,东德约1600万人,西德有6000万人,两德民众内心都希望能够重新统一。东德放弃民族统一事业是不得人心的。从现在来看,德国统一有量变的缓慢过程,但质变过程很迅速,快得超出想象。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前外长加布里尔。

确保高访顺利是使馆工作重中之重

上观新闻:统一后的中德关系如何?

史明德: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力量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成为欧盟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

中德经贸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据德方统计,2020年中德贸易额为2010亿欧元,中国已连续5年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欧贸易的三分之一,比中法、中英、中意三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如今中德一天的贸易额,相当于1972年建交时的一年半。更重要的是,中德贸易双向基本平衡,互补性强。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和“稳定锚”。

在政治领域,历届德国政府都把发展对华关系摆在重要位置。仅我担任大使6年半时间内,习近平主席正式访德两次,李克强总理4次到访德国。默克尔执政16年中,曾先后13次访华,其中我陪同她6次。疫情期间,两国领导人进行多次视频会晤。两国领导人间如此频繁互访和交往,在我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中并不多见。

进入新世纪后,中德关系在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三级跳”。2004年双方同意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建立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2010年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间目前已建立90多个合作与对话机制。

上观新闻:作为大使,你的责任很重。

史明德:中德关系对中欧关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欧关系又对整个中国外交全局有着重要影响。

高层互访是外交的最高形式和两国关系的最集中体现。做好筹备工作,确保高层访问顺利进行是使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每次高访要至少提前3个月筹备,除看得见的礼宾、安全、后勤外,最重要的是为政治会见与会谈做好准备工作。

处在最前线的驻外使馆是国家的耳目,也是领导人的参谋与助手。我们要准确了解对方的意图,向国内提出看法与建议,包括会谈核心内容、要达成的协议及如何妥善处理彼此分歧。每次都要准备大量材料,大使还要向领导人亲自汇报工作。这既是对大使本人的考验,也是对使馆日常工作的检验。

上观新闻:这需要对驻在国深入了解及积累广泛人脉。

史明德:外交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做驻在国领导人及侧近人士的工作。评价一位外交官的能力高低,往往是看你在关键时候是否“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我在德国工作了28年,和德国许多部长级官员有着十几年以上的交往。他们年轻时是议员,我是初级外交官。大家一起成长,后来他们当了政府部长、政党主席,我成了中国大使。外交关系中,两国政治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人与人间的良好关系也必不可少。

上观新闻:有人说,你的德语是当时所有外国驻德大使中最好的。

史明德:我从小开始学德语,打下很好的基础,这是一般别国驻德大使比不了的。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一天要背30多个生词,早上背、晚上背,不能放松。

外语只是沟通的工具,对大使来说最重要的是掌握和贯彻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熟悉驻在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外交工作需要几十年的积累,过去我给5位驻德大使当秘书,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后来我站到外交舞台中央,之前的这些经历让我受益终身。大使的言谈举止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国家。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

德国外交在价值观主导还是利益主导间徘徊

上观新闻:在德国工作这么多年,你怎么看待历任德国总理?

史明德: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能有今天,同两国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在我工作过程中,也与几位德国总理有过接触。

施密特总理是与基辛格同一水平的大战略家,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关系很好。他长期担任《时代周报》发行人,写过多本有关中国的书。生前他住在汉堡,我每年至少要去拜访老先生两次。他思想深邃,思维清晰,对中国历史和发展前景认识深刻,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执政16年的科尔总理始终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他认为,中国是德国非常重要合作伙伴,因此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领导人,也是首位接待来访中国领导人的欧洲政府首脑。他有政治家的远见,对推进中德和中欧关系功不可没。

执政6年的施罗德总理,原定1999年5月12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5月8日,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方建议他推迟访问,但他坚持来华,将正式访问改为工作访问并代表北约向中方道歉。那天,他的专机几乎与搭载三位中国烈士遗体的专机同时抵达北京机场。见到我国领导人后,他首先公开就炸馆事件表示道歉。施罗德任内主张欧洲要自强自立,公开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同时,他坚持发展对华关系,建立中德间重要对话机制。卸任后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同我保持密切联系。

已经执政16年的默克尔总理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她是东德人,刚执政时对中国缺乏了解,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随着她多次访华及到中国多地参观,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同中国领导人间建立了密切的沟通和往来。在她执政时期,中德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的引领作用越来越突出。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

上观新闻: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会什么样?

史明德:德国对华政策一直在价值观外交为主还是利益外交为主间徘徊,但最终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关系发展。

中德间在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过去、现在和将来会始终存在,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也会此起彼伏。但两国近50年来关系发展表明,中德加强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两国关系就能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不然就会适得其反

我相信,今后中德关系中的合作、竞争、摩擦会同时存在,但共同点大于分歧点,合作共赢仍是主流。

要有“为国家做事最光荣”的信念

上观新闻:在德国工作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不友好的人与事?

史明德:我一年要向德国社会做40—50场报告。我一般就讲30到40分钟,留下1—1.5个半小时回答问题。我经常会遇到不友好的提问,多数是因为不了解中国,也有少部分是在恶意中伤。对于不了解和偏见,我愿意耐心介绍和阐释,对于极端不友好,就要予以回击。

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挑衅言行和损害国家利益的行径,大使要阐明立场予以回击。当然,斗争要讲究策略,既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既斗勇,更要斗智。

上观新闻:有没有印象深的事情?

史明德:2012年8月24日,我抵达德国的第10天,德方就安排我向时任总统高克递交国书。一般程序一刻钟,也就是外交礼遇和寒暄。出乎预料,高克总统没有寒暄,单刀直入:“我是东德人,我对中国感兴趣,但也十分不理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中国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领导,同时又实施市场经济,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吗?”

我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我说:“总统先生,我1972年就在东德学习工作,经历德国统一,对东德情况非常了解。”我告诉他,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和东德的共产党不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同前苏联和东德的社会主义也不一样。我们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前苏联和东德僵化和教条的计划经济。

我说,总统先生,你可以想一想,苏联、东德党和国家都不存在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却生机勃勃?原因就是“Reform und Öffnung(德文)”,中文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体制机制;开放就是走出去、引进来,学习和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经验。

我们还就人权问题进行讨论,我向他列举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数字和实例。总统很有兴趣地听我介绍,我们谈话进行近40分钟。会见刚刚结束,德方高官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的表述很专业很精彩,给总统留下深刻印象,引起了他对中国巨大兴趣。

图为史明德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上观新闻:这是在做德国总统的工作。那怎么评价自己的外交官生涯?

史明德:外交官的价值观是“忠诚、使命、奉献”。忠诚是最根本要求,要求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祖国与人民;使命是尽一切努力维护国家利益,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奉献则是要甘于做出个人牺牲。

在光鲜夺目的外交场面背后,是无数外交人员为国家的默默奉献。由于长期驻外,他们常常无法和妻子孩子团聚,无法对老人尽孝送终,但他们无怨无悔。外交官心中是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自己的神圣使命,是“为国家做事最光荣”的信念。

对我个人而言,最骄傲的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培养。我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我在当大使期间,中德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为我外交官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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