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回老家，看见父母，先叫一声爸，再叫一声妈，然后开始问东问西，父母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亲切、平和。后来父亲走了，回家后就无爸可叫、可见、可谈，只能在家人集体的回忆中带出爸的称呼、说出爸的故事，但这是回忆，回忆不是现实，总觉得满是遗憾与后悔。想到这里，想对有爸在、有妈在的人们说一句话，爸妈的称呼，当你喊出还有人回应你的时候，幸福是真实而又珍贵的，要百倍珍惜。

想起了父亲对我的教育，那个教育几乎不用嘴巴说的。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很少有肉吃。吃肉，总是在姑妈来了以后。姑妈到我们家，母亲就到镇上买肉，父亲就到灶上烧肉。开饭了，父亲一定让姑妈坐上座。我理解父亲的心意，父亲是按照规矩做的，父亲也想感恩姑妈。父亲六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就作古了，那时爷爷在镇上做鱼栈的账房先生，是姑妈既当爹又当妈带大了他，为此姑妈连婚嫁都推迟了五六年。他们姐弟俩的感情不一般，让座、吃肉，这是父亲报答恩情的方式，也是我懂得让位、让吃这些礼貌的开始。

姑妈不肯吃，用筷子轻轻点指肉碗，意思是叫我吃。我不敢先吃，一来这碗里的肉实在太少；二来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我要看看父亲，特别是父亲的眼睛，眼神里的光芒是鲜亮的，还是暗淡的，我都看得清楚。父亲的眼睛会说话，比嘴巴说话还要明白，这是我观察了几年、试验了几年得出的结论。大学毕业，我做语文老师后，学生写作文，一上来就写爸爸对我说。我告诉孩子们，有许多的话是不需要嘴巴说的，特别是爸爸的话，他的眼睛会告诉你该如何、不该如何，不信，你用一件事情试试看。写爸爸，就写爸爸的眼睛对我说，最接近生活和事实，所以最好。

生活中有许多的场景确实不需要嘴巴说话。前两年，最小的外甥女结婚了，那天走离娘家的时候，有一个敬茶的环节。外甥女双腿跪下，双手捧茶，请母亲喝茶。从头至尾，也没有说什么话，静静地等着母亲接茶、喝茶。喝好后，外甥女再接过茶杯。场景里所有的细节大家都读懂了，祝贺的、欣喜的，还有不舍的，什么都有，说话能有这般效果？

话，有时很难说清楚事实。五六岁时吃饭，我们会经常性地漏掉饭粒，母亲见了，一脸的不满意，我就知道自己犯事了。我急忙弯下身子，钻到台子底下，拾起饭粒。母亲从我手中拿过饭米粒，去灶边用水冲了冲，然后吃了。那时候，母亲顶多说一句：一粒米七担水。桌边上的爷爷一脸笑意，那意思我也知道了。爷爷说，读书了，你知道一碗饭是多少米粒？我摇头，爷爷告诉我，我们家吃的碗大，估计要4500多粒。这个是爷爷说的，爷爷的身份让我相信这是真的，虽然我没有数过。就从那天起，一碗饭4500米粒的数字对比，我记到现在，今生不会忘。

我读大学的时候，某一个周日回家，就去找母亲。真的是找到了母亲，才算回到了家。母亲在房间，我蹑手蹑脚地进去了，看见她在梳妆台边抚弄着什么，走近才看见，她正在用木梳划着她的一拢青丝。她侧脸看着头发，挑出来几根头发，是白头发。她怔怔凝神片刻，用手将其拔下。我接过母亲的头发，看了很久，很久。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这件事情：那是1978年的4月，母亲不过四十多岁，但母亲明显老了。时光、生活的洪流，让我长大成了小伙子，却让母亲衰老了。我满眼泪水，擦也擦不尽，眼前都是母亲拔秧、插秧的身影。

离家读大学前，我住家中的西间，与父母卧室隔着客堂。晚上睡觉前，我喜欢看书，有时看到很晚，母亲发现了，跑过来几次，手指着灯泡，我说知道了。但母亲走后，我继续看，有时就到了凌晨一两点。母亲没办法，请人把西间电灯的拉线开关装到了她床头墙上，一到十点，电灯会扑闪两下，我知道这是在提示，再过十分钟，电灯扑哧一声灭了。晚上我起夜，只要喊一声，母亲就会在滴答之间给我拉亮电灯，我不知道，整夜的时间里母亲到底睡觉了没有。

常看见有人说母亲在，家在。这话有省视作用，但“家在”以后，人的表现呢？有朋友打电话请我吃饭，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我在乡下，他说那就下一次，因为他知道我在母亲身边，陪母亲吃饭，哪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有时候与朋友一起吃饭，说起家里的老人，大家都说要多回家多陪陪老人，可我们常常就只是在饭桌上谈，嘴巴上谈。每当此时，我真想念一念周国平先生的那句：“永远没有空——随时都有空。”但又觉不合时宜，不合气氛，想来只要自己多回去，别人错过了，那是别人的事情。你很难劝醒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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