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晚清以降，上海便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清朝李凤苞，民国顾维钧，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一大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官或生于上海，或求学于上海，或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如今，即便他们离开原先外交工作岗位，但其宝贵经历、所思所想，依然值得我们耐心倾听。

本文为《海上外交官》系列第四篇。

专访高德毅是在人民大道200号市人大外事委办公室内。2006年至2011年，原为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的高德毅通过第二批公开选拔高级外交官考试，离开家乡上海进入外交系统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参赞及驻莱索托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船舶管理专业教授成为中国高级外交官，往小里说，变的是高德毅本人的职业；往大处说，是中国外交领域的扩展，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外交延展至经济外交、技术外交、民间外交，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复合型外交官。

听得出，对于自己专业能够用于服务国家外交，高德毅非常自豪，用他的话说，“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与真挚的家国情怀，或许只有在那个岗位上才能体会到。”如今，中欧关系出现一些波折，于是我们的交流就从这里开始。

外交领域研究要求高效率、高效能、高可靠性

上观新闻：该怎么和欧盟打交道？

高德毅：欧盟由27个国家组成，也就是说我们要同时与1个国际组织和27个主权国家打交道，其中一定会有非常多元的、瞬息万变的场景出现。

一方面，27个国家会在统一意见后用“一个声音”与中国打交道，无形中增加了欧盟同中国谈判时的力量与砝码。但另一方面，欧盟全体一致的议事规则，又给了我们做工作的空间。欧盟各国利益不会永远一致。比如说，对待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同为纺织大国的南欧与以进口为主的西欧，态度会不一样。

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密切，总量超过美国。同时，欧盟与中国一样，主张国际秩序多极化。虽然中欧间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出现激烈争端，但我依旧认为彼此间的合作空间依然大于竞争，当然，前提是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官应努力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上观新闻：你觉得自己优势是什么？

高德毅：过去，中国外交更多是政治外交。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外交内涵延展至经济外交、技术外交甚至民间外交。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外交官虽然相对缺乏外交经验，但储备有较好的经济知识、社会知识及技术知识，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完成国家交付任务。当时考虑到我专业背景，大使让我负责处理技术与经济领域事务问题。

上观新闻：具体做什么？

高德毅：作为使团参赞，我主要做两件事，作研究与办案子。作研究，就是按照中央指令，用最快速度向国内报告相关情况以供决策参考，也就是“专报”。

2007年全球粮价上涨，国内想了解欧洲有何对策。时任中国驻欧盟大使关呈远让我带着8位使馆同事进行调研，用4天交出一份有分量的专报。使馆以往的做法是一位同志写初稿，之后大家一起商量，最终拿出报告。不过我采取工程方法论方式，把大家分成3组同时并行研究组稿。按照稿件质量，或3稿各取所长并成一稿，或者只取其中一稿。这么一来，写稿的同志压力会很大，但充分发挥各自潜能，试下来效果很不错。

左二为傅莹，左三为高德毅。

上观新闻：你长期在高校工作，高校研究与外交领域研究有什么区别？

高德毅：学术研究讲究按部就班，先发现问题、再进行论证、最终提出解决方案，而外交领域的研究强调短平快，要求高效率、高效能、高可靠性。此外，每位教授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大致确定的，而外交研究要服务于国家所需，涉及内容非常宽泛，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刚到使馆工作时，我不太适应这种变化，后来专门请教来布鲁塞尔出差的时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女士。她说，与高校静态研究不同，外交研究是动态研究，最好的办法是有长期的、大量的知识储备，才能“以应不变来应万变”。

于是，我和同事经常会去参加当地各类座谈会、听证会，读报纸、看文案、搜集大量信息。一旦国家有需要，就能够快速反应。比如，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使馆有位同志长期关注西方发达国家的应急预案和响应，如历史上的葡萄牙大地震，于是迅速提出“欧洲应对自然灾害快速响应及长远对策”政策建议，供决策层参考。

“那些离间兄弟感情的人和事，我们一定都会记着”

上观新闻：除了作调研，你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办案子。

高德毅：从表面，外交工作是处理国与国间的关系，但所有工作最终还要靠人来落实。外交官根本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实现的途径有很多种，我们要选择最合适的方式把案子办好。

涉藏问题是我们常遇到的问题。如果只引用官方口径，告诉欧洲人达赖是个流亡的分裂分子，那有些欧洲人会不太理解。我们要做的，是在顾及对方宗教感情同时，揭开达赖披的宗教外衣，让欧方认识到达赖问题的本质。当然，如果对方充满偏见甚至恶意攻击，中国外交官要毫不客气地“怼”回去。

2009年，我奉命陪同国内西藏代表团拜访欧盟人权机构。甫一落座，对方的司长就戴着有色眼镜、按西方说辞讲了一通，我们听了很不舒服。接下来如果只是我们简单重申立场，那一定会推高彼此对立情绪，甚至就谈不下去。客观上不利于我们做好欧方的工作。

我代表馆方发言，不仅向他介绍西藏问题的关键因素与来龙去脉，还着重介绍西藏宗教实情、人权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因为支撑他偏颇观点的就是这些问题。之后，代表团和欧方谈了一上午，最后对方司长表示，虽然欧方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有自己政治立场，但许多事情还是要基于事实。这至少表明，他部分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上观新闻：另一个敏感话题就是台湾问题了。

高德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国际委员会（ICCAT）是促进全球金枪鱼资源研究和保护的国际组织。台湾地区作为实体组织的观察员（Observer），是不能作为主权国家代表来从事活动。

2008年初，ICCAT年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个别中东欧国家代表在其中搞小动作，不仅把台湾代表席位挪到正式成员区域，更在议程中安排台湾代表不正常的活动，严重侵害我国的主权。

上观新闻：这就出现了“一中一台”问题。

高德毅：是的，我奉命去办这个案子。ICCAT负责人是个德国人。我第一次去交涉，他并不当回事，轻描淡写地用外交辞令答复我，称不愿改变议程。

我们是有“杀手锏”的，就是告诉对方若再一意孤行，中方将退出这一组织，但我觉得办好这个案子应该还有其他方式。我第二次去交涉，同他晓之以理，讲明事件的严重后果。

我告诉他，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同胞、一家人。有人看到兄弟吵架就认为搞点小动作有利可图，但兄弟总是兄弟，一定会有和好的那一天。我特意向他挑明，“那些离间兄弟感情的人和事，我们一定都会记着”。

上观新闻：对方听后是什么反应？

高德毅：负责人很长时间没说话。几天后他发来邮件，表示将调整相关议程。我想，应该是兄弟的比喻让他有所触动。不打不相识，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办案子需要技巧，简单的外交辞令有时会让对方无动于衷。要找到彼此情感共鸣点，使对方有切身感触，进而调整他手中的砝码。这样既维护国家利益，也尽量不伤彼此感情。条条大路通罗马，选择什么途径走到终点，考验外交官的能力。

高德毅在递交国书。

外交官要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

上观新闻：2008年下半年结束在驻欧盟使馆工作后，你就去非洲莱索托当大使了？

高德毅：对。莱索托王国是国中之国，全境被南非环绕，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国内经济比较落后。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在历史上曾与台湾有过“邦交”，国内有些人与台湾方面关系密切；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当地台胞多、台企也多；第三，我们在当地多为民营企业，当时侨民有6000多人，主要是福建福清人。

过去我们是由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如今他们依然是我们宝贵的外交资源，在众多国际多边场合需要他们的支持。这就要求中国驻非大使平时要多做外交铺垫工作，当出现重大情况时，外交官要能“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在最短时间联系到所在国的关键人物。在莱索托，中国大使能直接与首相通电话，挂“China”车牌的大使座车能直接开入首相府。这份特权在各国大使中是唯一的。

高德毅与莱索托首相握手。

上观新闻：这靠的是平时工作。

高德毅：举个例子。2009年莱索托首都马塞卢发生政变，凌晨3点雇佣军攻打首相府，交火持续到早上9点。因为局势不太明朗，多国外交官持观望态度。10点后 ，我主动给首相打电话慰问。第二天下午，又准备参加由首相出席的户外活动。

当时局势还没有恢复平静，使馆同志担心我的安全，建议不去参加活动。我认为，真朋友就应该在关键时候支持对方一把。当然这也有前提，通过当地中国侨民及政府内部人士，我已经了解到这场政变以失败告终，首相依然掌握国家权力。

对于中国大使的如约到来，首相非常感激。我们从工作关系升级为工作加朋友关系。第二年我们举办上海世博会，莱索托方面大力支持，不仅国王出席中国日活动，首相还出席闭幕式活动。

外交就是做人的工作。彼此有了情感基础，工作就能事半功倍，反之往往会事倍功半——对方要么不支持，要么不怎么用心支持。

上观新闻：你与当地华人华侨关系如何？

高德毅：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一位福清老板工厂着火，我喊上使馆司机一起赶去现场。我告诉老板，先把电脑和文件抢出来，只要这些资料在，之后理赔工作就比较容易。原本想先救货物的老板听了我的话，结果顺利得到1000多万赔偿。

中国大使现场指挥救火的新闻，后来在当地华人圈中传开了。我去莱索托各地考察时，考虑到当地治安不好，中国侨民会自愿参与警戒，以此保护我的安全。我很感动。

我3年大使任期内，没发生过涉台外交事件

上观新闻：莱索托曾与台湾有过“邦交”，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高德毅：海峡两岸是一家人。莱索托没有台湾当局的官方机构，如果当地台胞、台企出现困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及时伸出援手。

一次，一家当地台资纺织厂员工向我紧急求助——他们台籍老板张铭奇被抓了。原来那几天首都降温，张铭奇随手拿了十几件出口美国的零关税成衣，用来垫厂里的狗窝。当地警方以他违规使用出口产品，违反保税条例为由把他抓进了牢房。当时是周五下午4点45分，5点警察下班走人。

当地牢房情况复杂。在了解完事情来龙去脉后，我认为警方做法比较草率，就约司法大臣交涉，并给警察署长和副首相兼内政大臣打电话讲明情况。很快，张铭奇被放了出来。第二天，10多位台胞到大使馆来感谢我们，说是大陆大使救了台胞的命。

去年上海出现新冠疫情后，张铭奇特地从南非寄来2万多只口罩，还捐给我们1万美元。他们有困难时，我们伸出援手；当我们有困难时，台湾同胞也是这样。这就是两岸一家亲。

上观新闻：和当地台胞成了朋友，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高德毅：莱索托当地确实有些人想拿台湾问题当筹码跟我们谈条件。但是，不管是当地台胞中的中国国民党人还是民进党人，都不愿接这个茬，也没有给我们出难题。在我3年大使任期内，没发生过涉台外交事件，这点我很欣慰。

上观新闻：任期结束回上海工作后，你还去过莱索托吗？

高德毅：2014年，我带着78位上海大学生到莱索托访问。当晚因为有演出就打算简单用餐，谁知道当地的侨民朋友为同学准备丰盛的盒饭，每人两个鲍鱼。此外，他们还给同学们共5000兰特（南非货币，折合2000多元人民币），让大家买点土特产与纪念品回去。那时我早已离任回国，当地朋友朴素真挚的感情，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上观新闻：怎么评价自己这段外交官经历？

高德毅：5年多驻外经历弥足珍贵，难以忘怀。它让我更深刻理解国家利益至上。同样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国土范围内与在外交领域完全不同。特别是驻外使节，一言一行、分分秒秒都在代表国家。

外交官就要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途径、资源，用自己的智慧守住国家利益。这种神圣的使命感与真挚的家国情怀，或许只有在那个岗位上才能体会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