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甘祖昌、谷文昌、焦裕禄三位革命前辈的家庭生活，会发现共同点，即他们对子女与亲人“不近人情”、对老百姓却“温润人心”的家庭风貌，这其中，都离不开与他们相濡以沫的妻子的默默奉献与全力支持。古语云“妻贤夫安”，甘祖昌与龚全珍、谷文昌与史英萍、焦裕禄与徐俊雅，这三对革命伉俪“不近人情”的家风彰显了“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的家国情怀与家风典范。

“爱子，教之以义方”

1953年，甘祖昌与龚全珍在新疆喜结连理。这之后的33个春秋，龚全珍陪伴在甘祖昌身边，一起经历了从“开国将军”到“农村老表”的身份和生活转变，也共同挑起了“老红军的担子”，携手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大潮中。甘祖昌为乡村集体生产和群众生活日夜操劳，龚全珍则长期献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对他们的儿女们来说，“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一般而言，因为与孩子聚少离多、有所亏欠，父母理应对孩子“有求必应”，用更多的“爱”来予以弥补，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甘祖昌与龚全珍却用“教之以义方”的特殊方式来表达对儿女们的“爱”。

“我们要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1957年，甘祖昌和龚全珍携全家从新疆回到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村务农。甘祖昌坚决拒绝组织上给自家盖房子，而是和弟弟们的小家庭一起挤住在老祖屋中，几家人组成一个大家庭，一起过日子。夫妻二人不仅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生产和教育事业中，还无私地拿出二人的工资支持农业生产、资助乡村设施建设、帮助有困难的乡亲们，仅乡政府有据可查的捐助金额就多达8.5万元。这笔“小家无偿支援大家”的开销，就是以今天的家庭平均收入水准来看，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当年，老社员刘记圣曾不解地问甘祖昌“你把钱都用到大家的事情上去了，这当然好，可也得为子女想一想，你什么也不留给他们吗？”甘祖昌回答他“我们要把光荣传统留给后代。”这句话是甘祖昌和龚全珍对儿女们的教育理念，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家人刚从新疆回到老家的第三天清早，天还未亮时，沿背村的屋场上就出现了一支“一大五小”的捡粪队，大人正是甘祖昌，他光头赤脚、绾着高裤腿、系着白汗巾，拿着粪耙给家里的五个小孩做捡粪示范，孩子们也都打着赤脚认真地学习捡粪。除了每天清早捡粪，甘祖昌还给他们制定了寒暑假割草任务，12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割草240斤；10岁到12岁的孩子，每天割草120斤；8岁的孩子，每天也要割五六十斤；甘祖昌每天登记孩子们的割草斤数，没有完成任务的孩子要追问原因，超额完成任务的孩子奖励钢笔本子。

“我们要自己供养自己。”1962年，弟弟们和大哥分了家，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小家庭遇到了困难事。当时，龚全珍吃住都在学校，只有每周六晚上回家住一晚，甘祖昌则忙着农业生产早出晚归不着家，家里除了大儿子上初中住校，小女儿因无人照看而送给三叔家代养以外，还有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儿子、8岁的大女儿、6岁的二女儿和4岁的三女儿，除了要人当家做饭，还要人养猪喂鸡，没有大人在家怎么办？13岁的小儿子甘新荣人小志气大，带头担起家务事，他一人摘菜、洗菜、炒菜，还割猪草、剁猪食；三姐妹则帮助哥哥烧饭，喂鸡食。1966年，甘新荣读共大离开家后，家务接力棒又传到妹妹手中，12岁的甘平荣不仅带着两个妹妹做家务事，还帮生产队割草、养牛，到了年底，三姐妹挣了1000多工分，当得知这些工分只够吃饭的钱，还不够她们穿衣服和交学费的钱时，平荣认真地叮嘱两个妹妹说：“以后放假咱们更要多干活，多挣工分！争取自己供自己。”几个社员听到她的话后，哈哈大笑地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有工资，还供不起你们？还用自己挣工分？”平荣严肃而认真地对乡亲们说：“我们不用他们供养，我们要自己供养自己！”

“还说千金，连一斤不值哩！”这是三女儿甘公荣在被同学嘲笑“将军的女儿还穿双破鞋子上学”后说出的一句“牢骚话”，却生动地道出了甘祖昌和龚全珍对儿女们的“严管”和“厚爱”。除了教导孩子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甘祖昌夫妇还教会孩子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传统。当知道甘公荣因被同学嘲笑而“把那双破鞋子扔了”时，甘祖昌语重心长地劝导女儿“难道将军的女儿就要与众不同吗？难道将军的女儿就要高人一等吗？难道将军的女儿就不能穿破鞋子上学吗？如果说要讲享受、讲特殊的话，爸爸就不会回乡当农民了！而你们做子女的，更不应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去炫耀自己！”“公荣啊，你要知道，鞋子有了洞，补一下还可以再穿，可思想上要出了漏洞，那就害人不浅啊！”面对父亲的谆谆教诲，甘公荣茅塞顿开，当晚捡回了扔掉的鞋子，甘祖昌则戴着老花镜，就着微弱的灯光穿针走线，将鞋子上的几个破洞一一补好。回乡的头几年，因布票紧缺，没有多余的布票给孩子们买布缝新衣，看着别人家的小伙伴过春节时穿新衣，几个孩子派甘公荣向父母提意见：“家家户户都缝了过年的新衫，我家怎么还不缝？还是穿身上的旧衣服过年？”甘祖昌闻言虽笑着说“谁规定过年要穿新衫的？”但他还是翻出花缎被面请龚全珍“剪掉做花衫”，龚全珍觉得被面还能用，剪了太可惜，就拿着被面对公荣说“爸爸想剪掉被面给你们做花衣。可是天冷了，又用什么当被面给你爸爸缝被子呢？”公荣一听就说“不要剪，还是留给爸爸缝被子。我们过年不出去拜年，躲在家里就行了。”

“难道这点父女之情也没有？”生产劳动上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上艰苦朴素，除了将这些光荣传统作为“爱”的“义方”教育孩子们，当面对当兵、升学等事关个人前途命运的选择时，甘祖昌和龚全珍也丝毫没有偏爱孩子们。1972年，甘平荣在吉安卫校学习时很想去当兵，她向父亲提出要求：“你能不能给新疆领导写封信，介绍我去部队锻炼。”甘祖昌严肃地回答她：“这些年农村没有征女兵的计划，怎么能破这个例，要我给新疆领导写信？这不明显是为你搞特殊化，这个‘后门’不能开！”平荣抹着眼泪说“难道这点父女之情也没有？”龚全珍开导女儿说：“你难道还不了解你爸爸的脾气吗？在原则面前，他的性格永远是板硬、板硬”“越是自己身边的亲人，你爸爸越是要求严格，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后来，甘平荣因工作表现突出，被军部批准才去当兵。1974年，二女儿甘仁荣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因生产劳动积极、肯吃苦，被生产队推荐上大学，当时，村里有一位家庭贫困的退伍兵也想争取机会上大学，甘祖昌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即给县里打电话，硬是把甘仁荣的名字换成了那位退伍兵的名字，仁荣知道后，伤心地找妈妈哭诉，龚全珍苦口婆心地劝导女儿说：“那位退伍兵没有母亲，家里苦，你爸爸让他去，是对的。”也是这一年，三女儿甘公荣初中毕业了，同时毕业的还有甘祖昌的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子，他们都面临着是继续升学读书，还是回家劳动的人生道路选择，因为当时国家的教育事业很不发达，初中升高中有名额限制，学校老师来到甘祖昌家里，劝他给县文教局打电话，多给学校争取几个升学指标，好让甘家的三个孩子都能升学。听了老师的话，甘祖昌断然拒绝说：“电话我不能打，这是违背原则的事，我做不得。三个孩子推荐的事，既然名额有限，想推荐的贫下中农子女又多，那我们的就让出来好了，让他们都回来参加劳动吧。”老师很感动，但又觉得过意不去，说：“甘部长，你真是大公无私，令人尊敬。但你三个孩子都不推不好，至少推一个吧，是不是就推甘公荣好了？”甘祖昌坚决地说：“不要，都不要推！”就这样，三个孩子都回家参加了生产劳动。

“清白家风不染尘”

1952年，同是南下干部的谷文昌和史英萍在福建省东山县结婚。从此，作为妻子加战友，史英萍与谷文昌风雨同舟，他们在工作上“比翼双飞”，谷文昌不仅在日记本上写下“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赤子心声，更用实践行动谱写了公仆精神；史英萍则是克服自己右手残疾带来的不便，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以自己的言行，默默地支持着谷文昌的工作。他们在生活中“举案齐眉”，谷文昌严以律家，对妻子和孩子提出“公私分明”的严格要求；史英萍则是甘于清苦，用自己柔弱而坚强的肩膀，担起抚育“来自四个家庭”的五个子女的成长重任，让谷文昌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工作。清白为官、公而忘私，公物涓滴不入私门，是这对革命伉俪的人生操守和“清白家风”。

“怎么能公私不分呢？”这句话可以说是谷文昌“不带私心搞革命”的生活写照，他多次向孩子们强调“不能占公家便宜”。在东山县工作时，县委为了方便谷文昌下乡调研，分配给他一辆自行车。谷文昌十分爱惜这辆自行车，在他看来，这辆车不仅是下乡的交通工具，更是公家的财产，绝不让孩子们骑这辆车。有一次，大儿子谷豫闽趁着父亲不着家，偷偷推车出去骑着玩，碰巧被谷文昌看到了，他大动肝火，严肃地批评谷豫闽：“这车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你怎么可以动？怎么能公私不分呢？”此后，谷豫闽再也不敢碰这辆自行车了，因为他知道了这辆车姓“公”。二女儿谷哲芬在一次观看《上甘岭》电影后，回家兴奋地向家人讲述电影情节，说得兴致正浓时，谷文昌冷不丁地问了一句“谁给你买的票？”谷哲芬老实回答说：“我没钱，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放我进去了。”谷文昌听后很生气地说：“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吗？县委书记的孩子更应该按规矩买票。”他当即拿出钱给谷哲芬，让她去补票，这不仅是补一张电影票，补的还是“公私分明”的价值观。

“我们一家人不去，谁还能相信我谷文昌能把树种活？”植树造林，治理东山海岛的风沙，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谷文昌的一生夙愿。当初，谷文昌刚提出种树的想法时，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在东山岛的老百姓们众说纷纭，认为“这个县长要做白日梦”，因为“东山要能种活树，那水就不往下流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派的一个东山县长也做过“种树梦”，满怀豪情地发誓要种树，但终因政权腐败，一棵树也没有种。如今，共产党人的县长能种活树吗？1953年春节过后，谷文昌就带领着全家人为种树认真做准备，他给儿子下达任务：“豫闽，你去准备些粪肥”，谷豫闽一听父亲让他去县政府大院的厕所里掏粪便，立刻惊叫：“什么？我去掏粪？我不干！”但是，在父亲锐利目光的注视下，他还是噘着嘴走了出去，懂事的大姐谷哲慧连忙跟在弟弟身后去帮忙。谷文昌又要求妻子史英萍准备好工具一同去，手脚不便的史英萍不解地问“我也要去吗？”“要的，我们一家人不去，谁还相信我谷文昌能把树种活？”谷文昌斩钉截铁地回答妻子。第二天，一家人一起去种树，谷文昌又给家人分配了任务“谷哲慧、谷豫闽，你们负责送湿土和粪肥。”“史英萍，你来提土，我负责挖坑。”全家人一起动手，从早上一直干到晌午，然而过些日子后，这些树落下了最后一片叶子，第一次种树失败了。站在枯树面前，谷文昌没有气馁，而是带领着林业站的同志们反复考察和调研，进行小规模种植试验，终于找到适合东山沙土的树种——木麻黄，也终于找到种植木麻黄的最佳时机和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38公里的东山岛海岸线上筑起一道“绿色长城”，全岛412座山头穿上“绿衣装”，东山岛由一只土黄色的茧蛹蜕变为美丽的绿蝴蝶，在一望无际的东海上翩翩起舞。

“为什么不买几件木家具呢？”谷文昌凭借惊人毅力和一腔热血，终于让东山黄沙变绿林，他带领人民植树造林82000亩，但是自己家中却一件木制家具都没有。在东山工作时，谷文昌一家吃饭就用县政府大院里露天的石桌石凳，不下雨还好，一到下雨天，就只能端着碗站在屋檐下吃饭。一位林业干部实在看不下去，就到东山林场捡了一些木头边角废料，做了一张小木桌，当他把小木桌送到谷文昌家时，却遭到谷文昌的严厉拒绝。为此，谷文昌特意叮嘱史英萍：“如果我用公家的木头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咱们做人可不能像东山俚语说的‘红龟皮，虎茜馅’啊！”（红龟是当地一种类似馅饼的食品，虎茜是一种近海藻类植物。这里意指表里不一。）后来，家里人口多了，史英萍提议买点家具，但是，谷文昌买回来的家具却一件木制的都没有，不是竹凳，就是藤椅。“为什么不买几件木家具呢？木头的结实、耐用。”史英萍不解地问，谷文昌解释说：“你想过没有，林业局局长的家一下子添了那么多木头家具，外人会怎么说？如果造成误导，大家都用公家的木材做家具，这十几年来辛勤栽下的林木还能保住吗？我总不能写张条子，声明这些家具是咱自个儿买的吧？”不仅如此，谷哲芬结婚时，想让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结果碰了钉子。谷文昌严肃地劝导女儿：“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批木材给自己女儿做家具，你说这木材我批得下去吗？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

“你不该享受这个待遇！”谷文昌对子女“不近人情”，对妻子更是严格要求，哪怕是公家的一瓢水也不能占便宜。有一次，通讯员提水到谷文昌办公室，恰好史英萍一脸沙土地进门来，随手打了一瓢水就要洗脸，当即被谷文昌制止：“还是到家里洗吧，你不该享受这个待遇！”还有一次，平时衣着朴素的史英萍难得地买了几尺花布做了件衬衫，却被谷文昌教育到：“现在东山人民的生活这么苦，你穿着这样漂亮的衣服出去，心里好受吗？等将来大家日子都好过了，我一定给你买一件新衣服。”听了谷文昌的话，史英萍把新衣服压了箱底，甚至到她退休后，穿的还是当年的“解放牌”衣裤。困难时期，谷文昌不仅让史英萍把家里的粮票、布票都捐献出去，还交代史英萍拿钱去帮助那些虽有布票却没有钱的老百姓买布做新衣，自己家就只能吃“炒糠”、穿旧衣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既是当时的社会境况，也是谷文昌家的实际状况，谷豫闽上大学穿的短裤，是用谷文昌磨破的长裤改做的，谷豫东穿的毛背心是谷文昌穿破洞的毛衣重新织的，三个女儿的衣服也是大的穿过了，小的接着穿。作为南下干部的史英萍，在1952年就已定为行政18级，论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文化程度，史英萍都毫不逊色，可是每次县领导班子要给她提职、提级，都被谷文昌拦住，仅仅因为她是谷文昌的妻子，在职务和工资上竟然长达32年都没有提升过，直到1984年，谷文昌去世后的第三年，史英萍才按照政策提升为行政17级。对此，史英萍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工作、帮助邻里、操持家务、教导子女，给予谷文昌特有的理解和宝贵的支持。谷文昌去世后的一周内，史英萍就按照“老谷生前的交代”，拆了家里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给县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950年，正值芳龄的徐俊雅结识了“文武双全”的焦裕禄，自此，一见倾心，终生追随。在短暂的14年婚姻生活中，徐俊雅被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高贵品格与公仆情怀深深吸引与感染，她全力支持焦裕禄工作，与他一起到大连起重机厂实习，度过一年多时光的“最好的日子”，也与他一起奔赴兰考县，接受“除三害”的严峻考验，过上更加艰难困苦的生活。在焦裕禄逝世后的4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徐俊雅时刻牢记焦裕禄的最后叮嘱：“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随随便便向组织上提要求”，她孑然一人，再苦再难都坚持不向组织伸手，不仅承担起赡养两位老母亲、抚育六个年幼子女的家庭重任，而且肩负起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责任，对当年焦裕禄救活的孩子张继焦“负责到底”，时常教育子女：“你们做不好，别人只说这是焦裕禄的孩子，而不说是徐俊雅的孩子”，也因此，焦家后代严格恪守家风，成为焦裕禄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这是孩子们在父亲焦裕禄的教导下，总结出的人生信条。不能不劳而获，要靠自己本事生活，是焦家家风第一条。1963年夏天，焦裕禄写信给大女儿焦守凤，希望她初中毕业带头到劳动第一线去，做新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型农民。可是，焦守凤不想去农村，认为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学了这么多知识，结果天天去种庄稼，那不是很屈才吗？焦裕禄又建议她到园艺场劳动，学些栽种果树的知识，焦守凤去摘了七天苹果，累得腰酸背痛，因为受不了重体力劳动而打了退堂鼓。这时，兰考县的很多单位听说焦书记的女儿中学毕业没有工作，纷纷送来招工通知书，有小学教师，有邮局话务员，都是轻松体面的工作岗位，焦守凤很想去，但是，焦裕禄却不同意，他对这些单位的同志说：“不能让她去干这些工作，守凤染上了厌恶劳动的不良思想，她长这么大，还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一定要找个又脏又累的活让她干，补上劳动这一课”。焦守凤对此不服气，焦裕禄对她进行了苦难和家史教育，说“你刚参加工作就想脱离劳动人民，这对你以后的人生不好。我们祖祖辈辈都是热爱劳动的家庭，你也不能搞特殊。”最终，焦守凤来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上班，在焦裕禄的“特殊关照”下，被分配到最苦最累的酱菜组，以至于一段时间里，焦守凤都误认为父亲不喜欢自己，直到一天早上，焦裕禄陪她一起担酱油担子，串大街叫卖，还亲身示范教她挑担子要领，焦守凤才真正领会到父亲希望她吃苦耐劳、靠自己本事生活的良苦用心。1964年，焦裕禄临终前，仍然不放心刚走上社会的焦守凤，对她说：“我死后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只有家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又把唯一值钱的随身物品，一块二手的罗马牌手表送给她说：“你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焦守凤谨记父亲的话，在工作上处处肯吃苦，后来调到开封市总工会财贸工会工作，直到退休。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她的女儿下岗待业，想让她向组织反映困难，帮助解决工作时，焦守凤想起父亲的话，对女儿说：“自己的路要自己走”。

“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这是焦裕禄给孩子们的最多教导。不追求奢侈和享受，踏实工作，是焦家家风第二条。在孩子们眼中，焦裕禄是慈爱的父亲，也是“抠门”的家长。大儿子焦国庆在上小学时不喜欢用短铅笔，铅笔削得很细，用得很费，焦裕禄发现他老是要钱买铅笔，就要求他以旧换新，当他拿着旧铅笔头找父亲时，焦裕禄给旧铅笔头套上一个铅笔帽，这样就能接着用，直到铅笔头像花生米大小了，才换新的用。这种崇尚节俭、艰苦朴素的良好家风，焦国庆不仅用在了自己一生兢兢业业的工作和生活中，也郑重传给了自己的女儿。1963年，才5岁的二儿子焦跃进嫌豆面馍太硬不好吃而随手扔在地上，这也就有了那个广为人知的焦裕禄教育孩子的“一块豆面馍”的故事。长大后的焦跃进在兰考工作多年，他谨记儿时的父亲教诲，像父亲一样，访贫问苦，关心孤寡老人，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1999年，焦跃进调到与兰考相邻的杞县任县长，为改变杞县的贫困面貌，他深入调研，大胆调整杞县农业种植结构，提出“大蒜兴杞”战略。为推销杞县大蒜，焦跃进亲自站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吆喝卖大蒜，带人到全国各地参加蔬菜博览会，“金杞”牌大蒜成为全国第一家获得“原产地”标志认证的蒜类产品，焦跃进也获得“大蒜县长”的美誉。2002年，焦跃进调任杞县县委书记，成为焦家的第二个县委书记，走到父亲老焦书记的身后，小焦书记深刻体会到父亲做县委书记时要操心全县事务的辛劳与忙碌，也愈发坚定他带领杞县人民大干一场的决心。像父亲一样，焦跃进扎在农户家里，扎在田间地头，不懂就学，狠抓大蒜产品质量，力争提高科技含量。2003年，杞县一跃成为河南省农业结构调整十强县和全国科技先进县。

“您的精神流淌在我血脉里”。这是焦家后代的庄重承诺。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是焦家家风第三条。对此，大多数人都会想起焦国庆“看白戏”与焦裕禄制定党员干部“十不准”的事情。其实，不仅是焦裕禄严格要求孩子们，就是在他去世后，徐俊雅也严格要求孩子们。那时，家里常陷入窘境，六个孩子都捡过煤核，焦守凤和焦国庆放假就去铲煤，一天挣几毛钱贴补家用，几年都没添过新衣裳，徐俊雅把焦裕禄的衣裳改了给焦国庆穿，把红袖章和旗子用汽油脱掉字做成褥子。1966年，三女儿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主席接见时，穿的也是一身补丁衣裳。徐俊雅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了焦裕禄的生命和焦裕禄的事业，她节衣缩食地抚育六个子女长大成人，同时也当了外来的“老七”张继焦的妈妈，管他吃住和学习，操持他结婚和盖房子。焦裕禄为了兰考的父老乡亲付出生命代价的这种伟大，是焦家孩子们的荣耀，也是他们压力的起点。“父亲的光环是他的，自己的路还要自己走”这句话形象地道出焦家后代的共同心声，他们踏踏实实地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焦守云在部队转业后，到郑州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的她主动担起焦家家风的宣传员任务，不辞辛劳地奔波宣讲焦裕禄事迹。小女儿焦守军在部队工作，先后两次参加1979年和1984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也两次立战功，却看淡名利，服从组织安排，在成都军区档案馆工作到退休。小儿子焦保钢成为河南省公安战线上的一名刑警，他说“父亲的形象是靠自己干出来的，要像父亲那样，靠自己实干，不能借他的光去图名图利”。2013年，焦保钢因工作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这成为焦家后代心中的伤痛。可喜的是，焦家第三代人薪火传承，焦保钢的女儿焦力，从小跟着奶奶徐俊雅长大，住在兰考县焦家小院，对焦裕禄精神耳濡目染，立下志向：“不仅是爷爷的血脉传人，更要当好精神传人”，她在2013年大学毕业后毅然参军报国，2016年成为第54军全军唯一一个通过提干考试的女士兵，在日记里，她写下给爷爷的话：“今天，我正式成为一名党员，未来日子里将沿着您的路走下去。请放心，您的精神流淌在我血脉里。”

“天下之本在家”，良好家风是和谐社会的风向标。这三对堪称“肝胆相照结丝萝”的革命伉俪，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懿行嘉言，对子女亲人“不近人情”，对平民百姓却“温润人心”的红色家风，值得今天的千千万万户家庭崇尚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