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商人群体，大部分来自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等六县在内的徽州，主要经营食盐、棉花、茶木、丝绸、瓷器、布匹、粮食、典当、文具、笔墨等日常生活用品，始终恪守“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的经营理念，与晋商、浙商、粤商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四大商帮。

徽商在北宋时期开始孕育和萌发，于明代中晚期渐趋活跃日益兴旺，到了明末清初时达到全盛臻于巅峰，无论是从业人数、活动范围，还是经营领域、资本数额，当时都位居全国各商帮的首位，徽商在中国商界一度称雄数百年。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自古以来不辞劳苦，行走天下，活动踪迹几乎遍及华夏各地，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特别是在浙江、山东、江苏、安徽、福建和江西等地，一直就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他们的行踪甚至远至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自从1947年我国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发表《明代徽商考》一文开始，史学界对徽商的研究不断升温并渐趋成为一门显学，迄今为止的众多研究成果表明，“贾而好儒”是徽商的重要特色和主要价值追求。徽商们或者“先儒后贾”，或者“先贾后儒”，抑或“亦贾亦儒”，“贾”与“儒”的有机统一和高度融汇，是众多徽商成为“儒商”的根本依据和重要标志。

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皖南徽州经历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北方人口南迁潮，使原本人口稀少的皖南变得人口稠密。徽州位于群峰林立、众山屏列、岭壑交错的崇山峻岭之中，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南下的北方移民于峰峦之间辟建宜居的村落，遇到平缓地带便聚合整个家族居住下来，正如清初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一书中所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

一般情况下，在山落里集聚居住的北方移民及其后代大都以姓氏作为聚族而居的原则，聚族而居久矣则形成了一个宗族，诸多大小不一的宗族就构成了徽州的宗族社会。徽州人的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以对一个祖先的尊奉为核心，通过家族成员的不断叠加而逐步形成的。这种由家族成员叠加所建构起来的乡村社群，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是相对应的。

由于“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于是徽州人外出经商以图生计，这些在外经商的徽州人（徽商）注重宗族的情感维系，主张奉行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遂成为徽商的情感起点和价值归宿，也是支撑他们“好”儒立场的心理基础。在漫长岁月中，当万千徽商以“好”儒态度从事商业活动时，他们的行为深深根植于儒家伦理道德的认知体系中，所以他们便成为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倡领者和践行者，他们的商业行为自然地表现出“贾而好儒”的趋向和表征。

一些家境优渥的徽商自幼在私塾里诵经读史，系统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在他们外出经商之前就已经成为饱读诗书的儒生。由于“士而成功者十之一”，一些在科考路途上屡试不中的徽州学子只有选择“弃儒从贾”、“先儒后贾”、“以儒服贾”，在经商中用心谋划、精心筹算，善于洞察“盈虚之数”，勤于考量“进退存亡之道”，牟利颇丰获益甚多。

尽管徽商改穿“贾”服，转换了身份，却依然对儒学念念不忘，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把精力放在经商事宜上，但其本质却是“儒”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虔诚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经商活动，以儒家道德伦理来规范自身的商业行为。徽商既然是“儒商”，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便表现出儒者风范和儒士气度，也就是被后人所称道的“询询雅饰，贾而儒者也。”

比如徽商汪坦虽然托游于货利之场，但是非义不取，“其遇物也咸取其直而济之以文雅”，汪坦不仅不牟暴利，而且为人正派、待人随和，一副浸润儒学气息的谦谦君子形象。再如张景文出身“文学之家”，恪守“儒道”经商，温文尔雅，不设计谋智巧，不图蝇头小利，重信践诺，乐善好施，俨然商场上的一介儒生。汪坦、张景文等徽商因“义利双行”而“家业隆起”“丰亨豫大”。儒家学说历来主张义利结合且以义为先以义为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典籍《论语》中的这句话，对徽商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徽州是一个未完全开化的蛮夷之地，魏晋以后特别是唐朝“安史之乱”和南宋政权建立以后，北方和中原一些名门望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徽州由一处边地，成为一个既是“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业繁盛之区，又是一方“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化兴隆之乡。传统儒家文化不仅沉积为徽州商人的核心经营理念，而且铸就了徽州商人的行商本色——儒家气质。

千百年来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徽商要厘清商品与货币的逻辑关系，掌握商品供求的规律特点，就必须学习和谙熟商业知识，就必须分析和把握市场规律，就必须统筹兼顾商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这就需要像儒生参加科举考试一样注重学习，唯其如此，才能在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大显身手，才能在起伏不定的市场中掌握主动权，就此而言，“贾而好儒”有着必然性和必要性。

二是徽商完善自我品格的重要手段。古代徽州素有“礼让之国”的美誉，尤其在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思想的熏染下，敬儒崇学的人文氛围日趋浓郁，其时很多徽商经过朱熹理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加之许多人从小就接受了比较良好的儒学启蒙教育，儒家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徽商立身行事、从商事贾的思想指南。所以，在徽商的经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些徽商外出经商时一定要带上几本书册典籍，遇到闲暇时间就翻阅和诵读；一些徽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立即拜会当地的学人雅士，与其结识交流、唱和应对，这无疑就是徽商迥别于其他商帮独有的精神风貌——儒学气质。

自古以来很多商人大都是见利忘义之徒，中外商家在交易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几乎贯穿商业活动始终，但是笃信儒家“仁”“义”思想的徽商却坚决不为。明嘉靖年间徽商胡仁之在江西上饶一带从事稻米生意，即便是在“斗米千钱”的大灾之年，也嘱咐家人和属下决不能在稻谷中掺杂使假。清光绪年间一家徽商文墨店新进的一批墨锭质量出现问题，墨店老板胡余德发现后马上要求属下所有店铺立即停止销售，并将已经卖出的墨锭高价收回并进行销毁。为了维护客户利益、维系自身信誉，胡余德甚至不计成本，销毁重铸，这充分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

徽商信守的经营信条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这也许就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之所在。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蕴含的以义统利、以义取利的思想始终为徽商所秉持和恪守，徽商的“见利思义、以义为利”的义利观不仅来源于儒家思想，而且为儒家思想注入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