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办公室的人，大概都会感叹一声吧。至少记者感叹了一声：“好大的书橱！”办公室的墙壁被巨大的书橱占据，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正好照在靠墙的书桌上。

听到记者的赞叹，王战露出微笑：“其他没什么，但确实是个读书的地方。”无论在会议现场发言，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经常看到他露出这样浅浅的笑意，加上一头银发和慢条斯理的上海口音普通话，用温文尔雅4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但也有人说，他的内心远比他的外表充满激情，“心里透亮得像镜子”。

王战近照。 黄尖尖 摄

书橱里除了满满当当的书，还摆放着一些老照片。作为一位知名决策咨询专家，王战已直接或间接服务过多位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为上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除此之外，王战还有一些特别的职务，比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特邀理事，上个月他刚刚以这个身份参加了长三角示范区理事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记者在书橱里找到了1985年1月王战和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的合影，这一年王战33岁，满头黑发，脸上也是浅浅的笑意，两人的面前摆着那个时代流行的小盆景。王战告诉记者，照片的拍摄地址就在市长办公室边上的第六会议室。王战当时还在复旦大学任教。

1983年，王战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世界经济长周期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上海如何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的文章，汪市长看到后，约我去聊一聊，我们聊了大概两个小时。”王战回忆说。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迫切地想要找到破解难题的方法。记者曾经听多位上海的经济学家提起，他们年轻时曾与汪道涵面对面交流读书心得和对经济改革的理解。

“他经常找我们聊天，上海一批专家学者都是他手上带出来的。”王战说，那时，汪道涵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总是：“最近看了什么书啊？”聊天的氛围轻松随意，经常聊着聊着到饭点了，就弄点盒饭，边聊边吃。在王战的印象中，汪市长的办公室不大，但堆满了书，比他现在办公室的书还多。

看得出，王战很尊敬汪道涵，20世纪90年代，王战被调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引用汪道涵的“事成于思，以文会友”8个字作为中心的文化。就在汪道涵与王战拍下这张合影的4个月后，汪道涵卸任市长，转而担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说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是个绕不开的起点。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上海经济区正式成立，范围涵盖围绕太湖流域的10个城市。第二年扩大为两省一市，随后，安徽、江西、福建陆续加入，到后来，华东6省1市就差山东没加入。上海经济区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

但是上海经济区的试验并不算成功。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做不了。”王战摇摇头，汪道涵曾和他提到经济区的工作难度很大，也提到过工作上的一些困惑。尽管汪道涵在长三角的威望很高，但依靠这个独立于行政区划之外的办公室，无法真正破除行政壁垒、优化资源配置。

“以中心城市来发展经济区，我认为理念上是对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总是碰到‘老毛病’。”王战感叹，回顾历史，每当面临利益的碰撞，区域之间的一体化的愿望，常会被碎片化的现实击破。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如何根治这个“老毛病”，解开汪道涵的难题？我们在书橱前的沙发上坐下，聊起长三角的发展和新变。

1985年1月，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与时年33岁的王战（左）在一次交谈后合影。 （翻拍照片）

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功能区经济

汪道涵的难题，王战感同身受。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战参与研究上海某合资经营项目，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最大的反对声音来自国内某地，该地区认为合资项目对本土产业产生不利影响，“花了很大力气，必须把几个地方的利益摆平。”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王战对细节记得很清楚。

“受制于行政区的经济发展，怎么做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能。”一番自问自答之后，王战的话头又回到了上海经济区。即使放到现在，上海经济区成立时定下的目标都颇有些理想主义色彩：通过这一探索，在全国逐步形成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不同规模的发散式网络型的经济区，打破传统的按条条块块管理经济的体制，解决条块矛盾，解放生产力，探索一条依靠中心城市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当时，还首次提出“一体化”概念，指出“一体化”不是一样化，更不是合并化，而是成为先进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

理想美好，但现实骨感。长三角城市之间协调发展的难度显而易见，虽然面积不算大，但长三角地区行政区划和利益格局十分复杂，考核又以省市为单位，往往一个动作，就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协调发展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匹配。“所以做到最后就是除了山东没进来之外，又回到了以前华东局的局面，等于又回去了。”按照王战的梳理，上海经济区算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上海经济区撤销了，长三角一体化的经济协调并没有停止。1992年6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规划座谈会。此后，上海牵头南京、杭州等15个城市建立长江三角洲城市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1997年又升级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由市长或分管副市长参加，加入的城市逐渐覆盖长三角全域41个城市。但王战认为，尽管每年都在举办各种活动，但这些协作还未达到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层次。

王战认为，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间，长三角城市之间激烈竞争、“互挖墙脚”的消息依然不绝于耳。王战说，当时他曾和上海某位领导谈到，上海张江孵化出来的产业，最好能有30%留在上海，但这位领导透露，真实的比例远远小于这个数字。“蛋全在上海孵，但等到小鸡凿壳，要破壳而出了，就被一只一只拽走了。”王战的这种焦虑，在上海颇具代表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上海的经济必须“去制造业”，研发留在上海，产业可以完全转去长三角。但王战对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考虑到就业等问题，还是要保留制造业。”

2020年苏州工业产值突破了34800亿元，规模超过上海。这一变化让王战想到了他在日本东京考察时看到的场景，东京都会圈不仅包括东京，还包括周围的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

“如果把上海和苏州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去统计，这个结构和总量就非常漂亮了。”王战提出了这样一种假想。但随后，他自己否定了这一想法：“和我们不一样，日本没有行政区经济的概念，所以跨得出来，我们就比较难。”

虽然难，但对于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有共识的。在去年10月15日举行的主题为“开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局面”论坛上，时任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曾表示，推进一体化的制度创新，需要解决三个突出问题，排在第一的问题，是如何让行政分割不成为发展的障碍，从行政区经济走向功能区经济。

王战认为，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行政区域经济的局限，向功能区经济发展，让市场主体跨越行政区划高效配置资源。“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温文尔雅的王战说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

1979年11月，上大一的王战在复旦大学正门口的花坛旁留影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4个层次

“能不能索性把长三角一体化的指标也纳入省市的考核指标？”记者提出这样一个设想。王战眨眨眼：“如果真的能够在‘十四五’期间破局，各方面都到位了，再去讨论你讲的这个考核问题，应该就可以了。”

首先要做的，是实打实的破局。具体怎么做？“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我认为可以分4个层次来推进。”王战的身体向后靠去，显得胸有成竹。

根据王战的设想，第一个层次是要把上海做大做强做实。这些年，关于上海的城市发展总是成为网上的热议话题，有人说上海产业正逐步空心化，也有人指出，上海郊区“灯下黑”。王战认为，郊区的“灯下黑”说到底还是和行政区有关。

作为“区”，上海的郊区没有审批权和规划权，当一个项目要落地郊区时需要“兜圈子”，经过市里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环节多、周期长。此时，周围一些县早就把手续办好了。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海召开“五个新城”建设推进会。根据要求，“五个新城”要建设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成为上海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主引擎，努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各展所长、走在前列。

“在我看来，‘五个新城’就是解决把上海做大做强做实的问题，‘五个新城’各扬所长，上海要从一个单核的大都市变成一个行政区划内的都市圈。”王战这样分析。

但王战话锋一转，认为单靠上海自己的力量肯定不够，还需要形成一个行政区划外的都市圈，这是他所说的第二个层次。按照他的设想，以大虹桥枢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枢纽平台，串起3条走廊，分别是17号线及其延伸段形成的生态绿色走廊、G60科创走廊和嘉定—合肥一线的先进制造业产业走廊。

逻辑继续推演。在第三个层次，“五个新城”可以面向长三角城市群，呼应长三角其他城市的一体化发展需求。比如青浦新城可以成为生态绿色发展走廊的一个支点，松江新城成为G60科创走廊的一个支点，嘉定新城成为产业走廊的一个支点。除了“五个新城”，上海其他郊区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比如，金山可以与浙江杭州湾紧密合作，宝山和崇明可以配合江苏沿江城市带的建设。

第四个层次是什么？记者洗耳恭听，王战却回忆起了他在大三时做的社会调查。当时，他调查了几个案例，一个是菊花晶，一开始上海咖啡厂生产的菊花晶外销市场很好，但很快出现了大量竞品，压价竞争，把这个产业做垮了。另一个案例是凤凰牌自行车，情况类似，外销价格每辆150元，其他自行车厂有样学样，压价销售，最后自己把自己打败了。

“是不是可以用游戏规则来规范竞争？”王战举例，一家企业做了个创新项目，3年之内其他企业不能跟进，3年之后放开竞争。

“不会吵破头吗？”记者问。“不会。”王战反问，“是要保护创新者，还是保护跟风者？”王战补充说，第四个层次就是要做一些微观层面的协调发展，比如在科技创新层面，三省一市可以达成共识，相关部门在审批、注册中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保护创新者，倒逼本想跟风的企业也去创新。

 1970年2月，王战在农村插队时参加修水库劳动

王战在农村插队时曾担任村办的阳团小学的校长，盖了新校舍。1998年10月，王战重返阳团小学与学生们合影留念

打破桎梏离不开创新二字

“这是您灵机一动的想法？”看着王战侃侃而谈，记者好奇地问。“这事我已经考虑了30年，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总结的经验教训。”王战回答。

王战说，当年他在调查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全国统计，无论是洗衣机产业还是电冰箱产业，总是引进70套到100套生产线。为什么总是70套到100套？后来他才搞明白，因为有70多个大中城市，“每个城市都要自己建一套生产线。”

话题又绕回到“老毛病”。城市之间缺乏整体协调和分工，背后的原因还是行政区经济。

近期，一些改变正在进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揭牌一年多，在“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的制度创新探索中，聚焦跨区域协同发展中的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信用管理8个方面中最具共性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开创性的改革创新，目前已形成32项制度创新成果。

“建议还要增加一些功能创新，比如引进前沿技术，做全国水治理创新模式的‘先行者’。”王战透露，最近上海社科院联合其他的科研团队，研究在示范区内试点生态卫生排水技术。

不知不觉，采访接近尾声。王战回忆起40多年前，他在江西插队时曾琢磨如何让农民增收。当时，他所在的大队每年砍伐大量树木，价格却卖不高。“这么粗的木头，只要3元。”王战用双手比画了一下，看起来比大碗口还要粗。但当时电灯泡木插座要卖到0.17元，一根木料可以做多少小小的木插座？于是，王战和两三个同伴自己投钱，专门做了一台锯木机，生搬硬扛从上海运到江西，想办一个小小的企业。不料，还没开始做，一瓢冷水就浇下来，林木产品是国家一类物资，他们无权销售。

“我在农村11年，想尽所有办法要让农民富起来，结果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原来是穷在经济体制上。”王战解释，他当时憋了一口气要学经济，和这件事情关系很大。

王战年轻时耿耿于怀的经济桎梏早就被打破了，当下，这一打破桎梏的过程仍有启发性。去年，王战总结浦东开发开放30年经验时发现，浦东新区作为“新区”而非“特区”，就在于一个“新”字，很多做法是创新出来的。

如何解开汪道涵的困惑？如何完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考卷？采访结束，答案似也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