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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取全国胜利前这个重要会议上,毛泽东为何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画像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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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顾杰 王潇 邬林桦 2021-01-22 10:05
摘要: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在西柏坡,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谈——

1949年3月23日下午,党中央即将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奔赴北平城。

临行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答说:退回来就失败喽。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此后,车队一路北上,途经唐县、保定、涿县(今涿州市),于3月25日晚进驻北京香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任务将由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国家建设。

西柏坡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小山村内,党中央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也铸就了“西柏坡精神”。以“赶考”的心态与担当去应对挑战、推动发展,是西柏坡精神的要义之一。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参观时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西柏坡精神对于身处“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中国有何现实意义?为何到今天“赶考”这个词依然不褪色?我们决定从西柏坡出发,重走赶考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就在胜利“前夜”提出“两个务必

据可考的资料,毛泽东在“赶考”路上至少三次提及“不当李自成”。

这样的举动,在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看来,意思就是“越是接连取得胜利时,越要保持清醒”。

在当时的节点,进北平城,绝不只是地理上的变迁那样简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但农民不是天生的革命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把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当作重要整风文件,向党员展现以往农民起义在胜利前夕骄傲自大、贪图享受、纪律荡然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在这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巨大考验:如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在执政后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的警觉和忧思,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得以体现。

原先,会场正面悬挂着马、恩、列、斯、毛、朱的画像。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把自己与朱德的画像摘下来。他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会上,毛泽东非常具体地指出了胜利后党内可能生长起来的四种情绪——“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对此,他郑重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图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新华社资料照片

此外,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制定了几条没有写进决议的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2013年7月11日,西柏坡纪念馆内,习近平总书记在写有这几条规定的展板前久久驻足,一一对照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备考”早已开始 要走民主“新路”

“党中央的‘备考’要远远早于‘赶考’。”康彦新向记者强调。

他解释:“我们常说的‘进京赶考’是指1949年3月23日到25日这几天,但实际上这一步的跨出,是中国共产党思考、规划多年的结果。”

早在1945年7月的延安,当时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窑洞中已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推翻了旧政权,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不过创建了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治乱循环。

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当时拥兵百万的国民党正虎视眈眈,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为新中国的道路谋划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赶考”早已开始。

在西柏坡纪念馆,记者看到一张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和人员配备情况表,已设有秘书厅、教育部、工商部、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完备的政府机构,这些机构的“雏形”为后来新中国的各级机构确定了基本的组织模式。

在民主这条“新路”的探索上,中国共产党人还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

与政治制度建设相比,某种意义上,统一货币更具象征意义。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了我国第一版人民币,初步解决了当时各解放区因货币不统一而导致的商品无法自由流通的问题。

在西柏坡纪念馆参观时,展陈中由董必武亲笔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颇为醒目。“货币是政权的标志,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搭建,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新中国的政权即将诞生。”康彦新说。

一系列实践和探索汇总于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明确规划。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有底气提出那句著名论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电影《建国大业》曾截取“赶考”途中一段细节:

1949年3月24日,当车队通过涿县县城时,毛泽东看到素以“商旅辐辏、货物云集”著称的涿县,街上冷冷清清。当时的涿县县委书记王成俊汇报:“国民党94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的小商小贩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进城里来。解放后,我们还没有顾得上这个市场问题。”毛泽东当即指示:“工作千头万绪,先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应该学会掌握城市工作的规律,马上把市场迁回来。”

“市场回城”成了当时年轻的涿县县委学到的执政第一课。也正因为这样的道路自信,才有共产党人进京“决不当李自成”的坚定。

西柏坡纪念碑

时代“答卷”或不同 “考官”始终是人民

“两个务必”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多年后,仍被反复提及。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西柏坡同干部群众座谈时说:“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

时代造就了一次微妙的相似——2021年的中国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而70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也处在迎来巨大胜利的前夜。历史任务虽有不同,其所蕴含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万里长征只是第一步,如何走好未来的路,仍需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以“两个务必”为内核的西柏坡精神,根本上还是指向“人民”二字。

时代的“答卷”不会一成不变,但“考官”始终是人民。

西柏坡所处的平山县是革命老区,周围以山地居多,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偏远地区群众的生活仍然存在困难。在党的富民政策和地方干部的努力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西柏坡纪念馆退休职工闫文翠家就是典型一例。

从一只大公鸡起家,闫家已建成村里最高的三层大楼,开起了家庭招待所。被红色旅游带来的致富机会所吸引,闫文翠的小儿子闫二鹏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办了西柏坡第一个旅游网站和村里第一家旅行社。“现在我们家的招待所有50间房,平时入住率能有一半以上,前两天来了个团,都住满了。”

在从西柏坡开往唐县的路上,两边的白杨树密布挺拔,山村小院屋顶上堆起了一摞摞玉米,几乎家家户户都架上了太阳能发电板。

一路向前,村庄的墙壁上刷着“撸起袖子加油干,誓把旧貌换新颜”的标语,没多久,汽车驶上平坦的柏油马路,路两边正在铺设新路,路名也起了变化:新能源路、发展路、胜利街……

建设,正热火朝天。

栏目主编:宰飞 文字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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