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家沈昌文今晨逝世，享年90岁。解放日报记者曾在北京专访沈昌文。

世人若简单分为有趣、无趣，那自称“破老头”的沈昌文当属前者。这与其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这与业界尊称其为“沈公”，并不冲突。关于他的有趣，业内盛传着颇多故事。记者与他面对面畅聊近3小时，触到更多的却是有趣背后的通透。

有人称之为外圆内方的生存智慧，而用他的话来说，这是特有的“上海人性格”。

记者发给沈昌文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写于2012年9月17日16时7分。

仅1小时后，回复邮件来了：确认接受采访，并请记者先定时间，“早一两天告我即可。我们可在三联书店门市大厅见面，然后我再安排晤谈的地方”。

很难想象，如此高效的网络操作，来自于一位当年已81岁的老人。

两天后，沈昌文又发来邮件，为了记者报道内容的“独家”友善提议：“你们是上海的报纸，可不可以多说说我在上海的情形？这是过去说得不多的。”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传奇存在，沈昌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善意——智慧是一定的，但更多的是，善意。

他接受过无数次采访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年轻的出版人，见他都要尊称“沈公”。然而，他依然善对每一次新的采访，甚至会设身处地为来访者着想。

9月20日，记者飞赴北京。在一见外观即知年头久远的三联韬奋书店，二层咖啡馆，邮件里自称“破老头”的沈昌文，背着双肩包出现了。

那里，就是他的主场。四处皆是熟人。他自若地打了一圈招呼，告诉记者，这些人分别都曾在三联任过何职。

刚坐下采访，他送了记者一本他写的书，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书背多了，帮我减轻点重量吧。”而后，看到记者怀里抱了几本刚在三联买的书，便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旧的黑布袋，帮着一并装起。

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记者发觉，尽可以畅快发问。他不会介怀，他无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他显然体察到了，便巧妙地说：“我也学过新闻的，当初一心一意想进《解放日报》。”

真的？记者问。

真的！他答道。旋即两人哈哈大笑。

沈昌文在书斋中  林环 摄

沈昌文小时候在旧上海当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教会他“趋避”，机灵地趋避；20年的上海生活烙印，还让他学会“开放”。他在沪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他的6年学徒生涯里，竟上了14所补习学校，而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时到深夜23时都能找到学习机会。清晨5时，他常去现在的复兴公园听人教英文、古文。他曾告诉记者，听讲《古文观止》时，他随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数十年难忘。

到了北京做编辑后，在上海所学，依然有用。比如，到三联书店上任后，他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于是出了房龙（美国通俗历史学家）的《宽容》，很轰动，又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蔡志忠漫画等；又如，他认为，不拘一格、放弃成见，才能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杂志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

采访一会儿后，记者随他去参观书房。虽离三联书店不远，他仍旧周到地为人着想，说：“你带着这么重的东西，我们打车吧。”

等出租车的时候，他又遇到熟人。他介绍，这位是读者，是在《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认识的——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一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让他习惯了一种“知所趋避”的独特化解方式，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

许多人总是倾向于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然而，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应同样值得敬佩。

如他所言，“我不是个勇士”；但同样如他所言，“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业内盛传着他颇多故事。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

2014年8月，沈昌文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在海豚社出版。他兴致勃勃来到出版社，对着几位站起来向他致敬的年轻编辑说：“我预订一百本《也无风雨也无晴》，等你们给我开追悼会时，每人送一本！”当时把几位姑娘逗得只能傻笑，无以应对。

不知，成真否？

链接：《我一生做人，就是温和地奋斗》

刊于201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

沈昌文，男，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在上海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学校受中小学教育，后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6年的工读生涯之后，1951年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1951年3月至1985年12月，历任人民出版社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至1995年12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1月退休，后参与发起创办《万象》杂志。

“知所趋避”

无论聊什么，他似乎总能聊到“上海”，并时不时蹦出几个上海话的词。他的普通话口音也有几分怪，带着北京味道的儿化音，也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这样的综合掺杂，像极了他生活20年的上海和63年的北京。

他显然惯于接受采访，因为“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无疑是许多国人举足轻重的精神家园。但言谈中，他却惯用一种接近于“自轻”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屡称自己“懦弱”。这或许是从事出版业数十年的复杂人生所致，让他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化解方式，以求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如他所言，“我不是个勇士”；但同样如他所言，“我不断地看能做些什么”。

记者：所谓“上海人性格”是怎样的？

沈昌文：人们爱说上海人“滑头”，并不假，但这“滑头”，首先是指遇到为难的事知所趋避。旧上海是典型的“黑帮”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我小时候做过“仆欧（英语boy的音译，即仆役）”，这种生活锻炼更教会我趋避，要谨小慎微。当然，单单趋避也不行，还得机灵。

有多取巧，我举个例子。1960年代初，中宣部成立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筹划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前者是社会政治方面的“反面材料”，有名的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后者是文艺思潮，我记得第一本是《在路上》。作为“内行的共产党员”，我被选上了。其实，我这时的外语水平，除了俄语能译一些简单的书外，其余都只能读懂书名和目录。但这“其余”，包括十来个语种，而且在日益增加。我掌握了一门技巧——从外形识别语言！例如当时上面非常注意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我于是花一两个月，把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大概了解一下，就能借助字典、语法书读懂书名、目录，于是就和这方面的专家大胆交换意见了。然后官员们都知道有个工人出身的会多门外语。其实是名声很大，没学多少。

再说说我谈恋爱时，有人介绍了一位医生。这位大夫喜欢音乐，我于是假装懂音乐，白天看了关于贝多芬的书，到晚上约会时卖弄。后来下乡又拼命写信，这么就恋爱成功结婚了。

到了三联书店上任后，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它的专业分工。中国的出版社是有分工的，而三联书店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冒出来，几乎“无路可走”了，只能是另找出路。毕竟是改革开放年头，思想比较活跃，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港台等境外的文化资源。比如出了房龙（美国的通俗历史学家）的　《宽容》，很轰动；后来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被批准了。

还有蔡志忠漫画，那时我知道海外有出版漫画热，一口气买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日本等漫画很多种，比较下来，觉得蔡志忠的最好：通过漫画传播知识，比如《菜根谭》。从1989年到1993年，三联书店一口气出了近40种蔡作。蔡先生愿把版税存放在三联书店，我们正愁资金不足，这也来得正好，就买了一些职工宿舍。于是我的同事在总结我任内业绩时，常挖苦说主要是由于“卖菜（蔡）”。

“上海人性格”很有必要。我学不会激进观念，所以我办“读者服务日”也有讲究，绝不是什么激进的“读书会”。某天看电视，我发现牡丹电视机厂在宣传“为顾客服务”，灵机一动，觉得这种商业口号可以拿来用，就变成了《读书》杂志的“售后服务日”，1985年开始，预定每月25日举行。我在内部还提出一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地点在某一咖啡馆。请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从此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我记得王蒙的“费厄泼赖可以实行”主张，即来自他喝咖啡时的随便晤谈中。会后我们即由编辑向王约稿，于是产生这一名作。

说实话，对于读书明理，我从来不是学术向往。我跟人讨论问题的时候随时举某某书，仿佛我看过很多书。其实我这个“看”，跟专家学者说的读书是两回事，准确地说我是浏览。我的看书习惯是刚看这一本，看了3页，就看另外一本了。为什么呢？第3页讲到一个问题我感兴趣，我好多书呢，我一查，又查到另一本书……我经常自嘲是“做书商地看书”。

“大无”“大有”

在三联韬奋书店二层咖啡馆见面时，他送了记者一本书，用的是幽默且很为对方着想的方式——“我看你挺善良的，今天我书背多了，帮我减轻点重量吧。”见记者已抱了几本书，便又从双肩黑包里摸出一个黑布袋，帮着一并装起。那个布袋，有些尘土，有些风霜的旧色。

人们往往尊敬那些为了信念一往无前的勇士，但在任何境遇中都能灵活适应并前行的智者，应同样值得敬佩，正比如他。在与这位长者有限的交道中，记者发觉，尽可以畅快发问。他不会介怀，他无所不答，即便有不宜相告之处仍会坦诚解释。采访之初记者稍显局促，他显然体察到了，便巧妙地说：“我也学过新闻的，当初一心一意想进《解放日报》。”真的？记者问。真的！他答道。旋即两人哈哈大笑。

记者：20年的上海生涯还留下了哪些印记？

沈昌文：20年的生活烙印，毕生难以忘却。在上海，首先学到的是“开放”。我一辈子同洋人打交道并不多，但从小就知道不要害怕他们，而且要同他们打交道。我的外祖母，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首先为我启了蒙。我喜欢外国的“新鲜”，总想去学一学。在上海学了俄语、世界语，虽说主要是地下党员的引导，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新鲜事的喜好。你说，为什么我初中一年级就能做一辈子文化？是上海给我打了基础。

14岁，家里穷，没钱再读书了，我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磕头拜师，很辛苦，师傅会训人打人。但我很识相，并且是学徒中最有文化的，I　can　speak English（我能说英语）。虽说是半吊子的英语，但我敢开口，比如1到10我会用英语数，11就不会了，我却照样说1+10。当时是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兵到上海，来买首饰，我叫美国兵　Mr.Roosevelt（即罗斯福总统），他们听了都乐意买。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银楼大多关门。我却被老板留下了，端茶送水。因为我有特别的才能，会英语，会写毛笔字，还会帮老板猜谜语。老板喜欢看上海《东南日报》的灯谜专栏，把报纸剪下来贴在案头，答不出的空白，我几次悄悄给他答出来填上去。记得一个灯谜是“山在虚无缥缈中”，打一古人名字。这个灯谜是“白头格”，意思就是第一个字是谐音。他想不出。我想出了，是孔丘，空的山嘛。老板很高兴。

那时老板闲着，常请人打牌。来的客人中间有很多是地下党。从苏北解放区来采购盘尼西林等药品、无线电器材和机帆船的，叫我“小聪明”，有时让我帮他们收发信件，隔几个月还让我去生活书店买书买进步杂志。他们穿得很破烂，睡在我的床上，但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服饰鲜明了，跟其他客人一起打牌或吃饭。有一位苏北来的年轻人，每天打牌之余都努力读一本英文书。我便找来偷看一眼，原来是本桥牌手册。为了工作，不得不努力学习桥牌技巧，真使我肃然起敬了。我就渐渐成了他们的小崇拜者。

6年学徒生涯里，我以自学出名。那是漫无目标的自学生涯：我受了祖母“要记得自己是好人家子弟”的教育，一直想离开学徒岗位，所以千方百计寻觅补习的途径。那时的上海，几乎从早上5点到夜晚11点都能找到学习机会。6年中，算起来前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从速记、会计，到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和无线电。这还不算早上5点去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听讲英文、古文。听讲《古文观止》时，我跟公园里的老师读《郑伯克段于鄢》，那抑扬顿挫的语调，至今难忘。

我到北京后还经常鼓吹上海一直以来的社会公益文化事业。我每次回上海，也都去复兴公园。我现在能和人聊莎士比亚，也是复兴公园积攒的。

不过，我那时只是“可悲的银楼店里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我给师兄弟们读报，“徐铸成”三字中的“铸”，我一直读成“寿”，也从没人更正。将近半世纪后，我见徐老多次，却不敢把这则故事告诉他。

对了，我说学过新闻是真的。当学徒时，住处不远有一家“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在上海有很高的声望，还可以晚上上课，我想去读新闻电讯系，设法去通讯社当报务员。想不到这一来，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是顾执中先生，上海《新闻报》的名记者。考取之后，校方告诉我，新闻电讯系不办了，因为学生太少。教务处一位先生鼓励我上别的系。我一看时间表，采访系是晚上上课的，就进了这个系。从这以后，不再去“滴达滴达”地敲电键，而是变成耍笔杆的了。

每天下午5点下班后，在马路上买一块点心，就去上学，到晚上9点才放学。尽管辛苦，我还是很快活，因为学校让我看到与以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但我初中一年级程度，如何能同别人攀高低，譬如新闻写作，我努力半天，结业成绩只是50分。60分才及格，大出洋相。但俄文还学得不错，俄语老师想保送我进刚成立的上海俄文专修学校，但我无缘了。因为不仅筹不起学费，还要养活母亲。母亲年年在别人家做“娘姨（佣人）”，我再也忍不下心。于是，溜到北京了，从此离开学徒生涯。

到了北京做编辑，在上海学到的“开放”，依然有用。当年《读书》杂志面临思想大为解放的情境，我认为，时下可做的只有“三无”，即“无能、无为、无我”，只有这样才能不拘一格，放弃成见，让新见呈现。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有极大的胸怀，有极大的弹性。我们找各方面的人才，开设各种专栏，文学方面如冯亦代的“西书拾锦”专栏，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思想方面如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艺术方面不能不说丁聪老先生的漫画……编辑部内部，由此最得益的是赵丽雅（即扬之水，《读书》原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她后来自己总结当年是“师从众师”。

他微笑沉默，收起笑意，一字一顿：“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

他关注海派文化。他的书房60来平方米，3间，领着记者参观时，他说一房间是文学，一房间是社会科学，还有一房间是“我喜欢的书”——此房间，3个书架，除了艺术类、养生类，另一即关于上海的图书汇总。不过，多为老上海的书。

他保留着老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偶在家掌勺，必定是浓油赤酱的上海菜，可惜家人都吃不惯，所以他时而去北京的美林阁吃“带甜味的菜”。他对记者挤挤眼睛说：“你懂的哦，美林阁，就是‘蛮灵咯’。”他还曾在办公室专烹上海红烧肉，用此类“大嚼”政策团结作者、同僚；如丁聪老人等上海名流，会闻味而来。

他最爱听的歌，正是他上海学徒生涯里唯一的娱乐，那时店里天天放。已然耳背的他，静极思动时就揣上“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出门搭公交，戴个大耳机，听着震耳的《何日君再来》；而被他称为“西总部”的书房，反正没人，邓丽君的声音更是放得几乎声震屋瓦。

他对此感慨为：“越老就越想回到从前，回到童年、少年，回到年轻时代。”

爬上6楼的书房时，他快步走在比他年幼近半世纪的记者前头，踩着运动鞋，迈得呼呼风声。尽管，喘声如风箱。

是的，他老了。然而，他藏了一颗已经苍老却仍倔强着年轻的心。

尤其是说起海派文化之时——他有一套海派文化系列书，一读再读，他说能满足怀旧欲。可是，能否建树一种“新海派文化”？他的建议是，上海文化+台湾文化。

他素来认为台湾出版业是大陆的“试验田”，因此台湾同行朋友极多。在任时，每逢台湾出版人来北京，他总要接待；其中一位出版人谈版权时，老引用上海人耳熟能详的“闲话一句”，他听了特别高兴。退休后，他每天观看两家电视媒体的两岸新闻；除了一年回上海四五趟，他唯一的外出地，大概就只有台湾了。

采访终了，记者请他用一句话概括评论自己。

滔滔不绝已两个半小时的他，微笑沉默了。几秒钟后，他收起笑意。

“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他严肃地一字一顿地说，“求生存、求发展，人都必须要温和地奋斗。这是我一辈子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