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节目中的言论冒犯了部分观众，被投诉涉嫌歧视男性。随后，姚晨、苏醒、池子等知名演员纷纷加入“战团”，对杨笠的言论或力挺或批评。两边网友的争论也迅速激化，升级为一场骂战。双方不加克制的意气之语，已经变得毫无建设性。

2020年，围绕性别平等的激烈争论贯穿始终。拉姆案、婚生子女冠姓权、“月经贫困”问题、张桂梅校长言论等都掀起巨大舆情。持续深入的讨论，使人们得以对现有的性别结构、性别制度、性别权力进行批判反思，也有利于对性别观念等主观意识进行检讨修正，对于构建更加平等、和谐、健康、文明的两性关系意义重大。

但新一轮争论颇有“反转”意味。这次被舆论声讨的，是女性对男性的“反向歧视”。杨笠言论有没有歧视男性？作为一名男性观众，我完整观看了她的节目，结果从头到尾都没有感到被冒犯。她的一些言论有失妥当，但考虑到这是一档脱口秀节目，是演员语带调侃、边说边笑的舞台表演，相信大多数男性观众都能一笑置之，不会锱铢必较。

当然，无论是追求舞台效果还是真实的观点表达，也不管受众观感如何，表演者都不应该发表冒犯性言论。然而，哪怕充分考虑了这一点，针对杨笠言论的反应都已经过度。尤其是姚晨等知名演员加入“战局”之后，他们一些不加克制的发言更为争论火上浇油。当双方的争论演变为对骂之后，性别平等这一最初的议题早已脱靶。

一旦事涉性别平等，讨论就容易变成争论，争论就容易变成对骂，这其实可以从社会结构中找到现实根源。去年年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认为，全面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经历100年时间。在这份榜单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整体欠佳。日本的性别平等指数不但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在全球排名也低至121位。在制度和法律层面，我国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以及在人们主观的思想意识观念里，要实现全面的男女平等仍然任重道远。

性别平等在现实层面上遭遇结构性障碍，这一点自然投射到性别议题的讨论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一些男性不承认男女平等的文明进步性，不认同讨论的必要性，甚至视相关议题讨论为对“男性威严”的冒犯。因此，他们由始至终都不打算好好说话。他们的发言，更多表现为对女性的谩骂、攻击乃至人格侮辱。而面对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女性的态度也存在分化。

一些女性顺从了不平等的现状，她们并不追求自身的独立和发展，由此进路来获得平等地位，而是试图在承认男权社会规则的基础上获取自身利益。几年前，一位女性“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极端言论招来猛烈抨击，但在现实生活中，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者不乏其人。

另一些女性则采取了激进立场。她们激烈抨击男权社会的一切规则和观念，甚至把“女权”的“权”字，理解成为对他人行使支配性权力的“权”，而不是自我具有、自由行使的权利和权益。她们所追求的“女权”，实际上正是当下男权的一个变种，只不过是要把掌握在男性手中、对他人的支配性权力，争夺到女性手中而已。这种主张表面上似乎在追求性别平等，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一个异化镜象，跟真正的性别平等背道而驰。

顽固男权和激进女权之间难有建设性对话，更多的是对立和对抗，以及由此立场所衍生的谩骂和攻击。细细品读网上言论，此次围绕杨笠言论的骂战，与其说是着眼于“反性别歧视”，还不如说是开足火力去攻击对方。两性平等并不意味着对男性的剥夺，也不意味着男性的失去。这一点对男权主义者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只要把典型的男权社会与北欧等两性平等程度最高的社会放在一起，两相对比就不难发现，在一个两性关系更加平等和谐的社会里，男性也许失去了支配女性的强制性权力，但也因此获得更高层次的解放和自由。

对于女性来说，两性平等并不意味着“夺权”。两性平等在本质上否定支配他人的强制性力量，无论这种权力掌握在男性还是女性手里。它也不意味着要否定、抹煞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然和社会性差异。追求两性同质意味着另一种束缚和异化，甚至意味着奴役。性别平等更多意味着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以及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建基于这些基本精神之上，平等、和谐、健康、文明的两性关系才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