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的“两头婚”现象，经媒体报道之后引起广泛关注。对于习惯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统婚姻模式的人们来说，这种“男不娶女不嫁”的新婚姻模式真可谓颠覆了认知。

这种颠覆是系统的：结婚时候男方不必付彩礼，女方也不会置办嫁妆。结婚之后，女方不会到男方家庭生活，男方也不会到女方家庭“上门入赘”。他们仍然和各自的原生家庭一起生活，或者轮流在双方的原生家庭居住。婚生子女的“冠姓权”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通常生育两个孩子，一个由男方家庭抚养，随父姓；另一个由女方家庭抚养，随母姓。与此相对应，夫妻双方的父母不再有“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之分，大家统一称谓，都叫“爷爷奶奶”。

这种让不少网友大呼“毁三观”的婚姻模式，在江浙当地早就已经出现，而且不在少数。当地人也早已见惯不怪，淡然待之。

“两头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婚姻制度必须回应这种变化，回答人们对婚姻制度提出来的新需求。

独生子女普遍化，使中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陪伴需求成为难题。传统的婚姻模式，无论是“男娶女嫁”还是“招婿入赘”，都无法同时响应男女双方亲子两代的陪伴需求。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家庭仍然居于核心位置，血缘关系仍然是最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之一。独子化和核心家庭的普遍化，又在客观上强化了家庭和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既然男女双方都有亲子陪伴的需求，而且彼此之间互相冲突、难以妥协，那么“两头婚”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两头婚”也是女性地位上升、男女平等的直观体现。传统社会的“三从四德”，制度化地固化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当女性作为单一个体嫁到夫家之后，夫家的主要家庭成员往往成为落实夫权的实际执行者。在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特有的婆媳关系中，婆婆往往霸道强势，媳妇则沦为弱小无助的一方。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不但不少未婚女性的父母积累了丰厚财富，未婚女性本人也往往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女性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都充分觉醒之后，嫁落夫家、重复那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人生就变得难以接受。“两头婚”正可以使女性摆脱“夫家附属品”的尴尬处境，也免除了作为“夫家外来者”而遭受压迫的风险。

从“娘家”的角度来看，“两头婚”也体现了女性地位上升。民间社会有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传统社会里，不但出嫁女儿在娘家没有地位，就是未嫁女儿也往往遭受轻视。然而，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客观上大大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事实上，在“两头婚”模式中，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女方父母对于传宗接代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女儿具有强烈的情感需求。在原生家庭里，女儿绝对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更不是一个待嫁的“累赘”，而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主角。

“两头婚”客观上体现了女性地位上升，也使婚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获得较大的独立自主权，但并不能简单将其归类为“进步的婚姻模式”。“不落夫家”固然使女性得以从“夫权”中解脱，但传宗接代这种传统观念，仍然被人们视为婚姻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两头婚”的一大驱动力，正是女方父母对于“接续香火”的强烈需求。可见，欢呼“两头婚”体现了女性解放可能为时尚早。在这种婚姻模式的深处，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基调仍然清晰可见。

更深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两头婚”跟“独立、解放”这些美好词汇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经验研究表明，在江浙等省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婚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拥有关键性的决定权。这些地区经济发达，普通家庭都普遍富裕，年轻人留在家乡就衣食无忧，无需努力就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在家庭内部，财富和资源主要掌握在父母手中，子女要仰仗他们的羽翼保护。

在这样的现实中，父母对于子女的人生事务，包括婚姻、生育等人生大事拥有很大的话语权，甚至是关键性的决定权。不难看出，“两头婚”的安排和婚育子女“冠姓权”的安排，都主要体现了父母一辈的意志，而不是婚姻当事人的意志。

从表面上看，“两头婚”的双方当事人都从婚姻中获得了独立身份，女性也得以从“夫权”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但实际上，“父权（父母权）”同时得到了强化。年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依附色彩。在父母强有力的掌控下，年轻人恐怕连跟配偶共同生活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了。从这一点来说，“两头婚”又表现出文化保守和倒退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