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前的一天，事务所来了一拨儿准备参加Willem C.Vis国际商事仲裁模拟法庭比赛的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我被同事临时拉去给他们做一些赛前指导。当我走进会议室，看到面前10张年轻的面孔中居然有8个都是女生的时候（另外2位男生，其中1位是从德国来华做交换学生的歪果仁），我并不感到惊讶。1：4，这差不多就是中国法学院的男女生平均比例。自我介绍一番后，大家开始落座。8位女生纷纷坐到了离我和我的同事们最近的地方。

那一刻，顿时让我想起了不久前刚看完的Sheryl Sandberg在中写的一章：Sit at the Table。我忍不住在心中笑出了声：Sheryl的书就是在鼓励女性们在职业场合应该勇敢主动地坐到桌前来，不要妄自菲薄地躲在会议室最远的角落。这个困扰这位身价11.7亿美金的美国女企业家很久的“重大”社会问题，在我们的90后群体中已经很好地得到解决了嘛。

意料之中，准备在正式比赛中上场的也是这8位女生中的几位。听着她们模拟了整场比赛，思路清晰、英语流利、反应灵敏、举止大方——这些女生真的都太优秀了，如果她们能够不受约束地发展到她们能力的最高点——我都无法想象那将会是些什么样的最高点。我一边努力装作很镇静的样子做好我的评委工作，一边暗自庆幸我妈早生了我这几年，让我不需要跟她们在同一个起点竞争工作机会。庆幸归庆幸，这些满眼求知欲、满脸胶原蛋白的女孩儿却让我意识到，Sheryl在她书中提出的问题并非远在美帝，而是近在眼前。

我们的法学院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男女比例是1:4（而在我面前坐着的能够参加一项国际模拟法庭赛事的学生群体的男女比例居然达到了1:8，就算这个情况略特殊，我们暂且不谈），但是环顾我身处的金杜律师事务所——这个法学毕业生们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地方——据我自己的粗略统计，金杜中国的男女合伙人比例差不多是3:1。从刚毕业的4个女生中才有的1个男生（甚至可能是8个优秀的女生中才可能出现的1个优秀的男生），变成十年后3个男合伙人中才有了1个女合伙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优秀的女孩子们毕业之后都去哪儿了？如果说她们中的大部分都去考公务员了，或者去企业做法务了，那可以再统计一下各大部委中男女司长局长、各级法院法庭的男女庭长，以及各大企业中男女法务总监的比例，我相信结论会大同小异。想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很应景地开始自动播放朴树的那首《那些花儿》作为背景音乐：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心中的这个疑问，其实是一个普罗大众心知肚明的问题。作为一个从事着一份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工作的女性，我自己也曾经想过很多种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原因，我还常跟一位我十分敬重、事业有成的女性长辈讨论这些问题，尽管我们都能很明白地看清楚这是一个事关每个人对不同种生活方式的个人选择问题，但我们却从来没敢一针见血地问出那个Sheryl在书中提出的质疑：这个社会为什么要求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女性在做出选择家庭放弃事业背后的考虑，到底是出于害怕，还是因为她们真正想要回归家庭？

看这本书之前，我早就知道性别歧视在中国一直都没有被放大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而是因为广大群众的基本需求还没有得到解决。当我们首先需要担心在某个外卖app上喊的食物是不是出自一家黑心无照小饭馆儿的时候，咱不关心某家米其林三星的菜单本月有没有更新好吗。女性在这个社会的日常中每天都要面对不能承受之重，这不是妇女被解放后的新常态吗？还需要写本书来告诉我吗？原来的我一直都是带着深深的怨气这样想的，直到读完以后，我开始为自己有这种逆（自）来（暴）顺（自）受（弃）的想法而感到羞愧。

没错，在我国很多地方，确实连就业的基本机会都在不加掩饰地偏袒男性，但这就意味着女人们不需要为自己争取公平晋升的机会、不需要努力创造对自己友好的工作环境了吗？Sheryl在书里说，直到她自己当上了Google的副总裁，并且有了一次挺着八个月的大肚子像一头鲸鱼似的从Google停车场的偏远角落笨重地一路小跑去跟约好了的客户开会的痛苦经历以后，她才意识到孕妇应当有离办公楼最近的专用车位——她才有能力下令Google给孕妇开辟了专用的停车位。这个令人遗憾的恶性循环也许有女性自身的过错：正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女性能够走到职场或政界的最高层，所以来自火星的男人们永远都无法主动体谅、理解并且照顾到女性在职业发展道路上的特殊需求。而只要女性的需求一刻不被满足，女性就一日无法在一个公平的场地上与男性竞争，这个恶性循环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Sheryl认为，女性在职业道路上遇到的许多障碍恰恰源自女性自己给自己施压的心理状态和负面暗示。比如，我（虽然工作五年了但是仍然）资历尚浅，可能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又比如，我（两年后）准备要怀孕生娃，所以我不应该在现阶段争取晋升的机会。诸如此类，在她看来，都是不必要的负面暗示，原因是职业女性普遍对自己的能力评价相对偏低，低于同等情形下男性对自身能力的认可。她的书里引用了许多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有数据有结论，以此证明男女自我感觉的差异是一个已被证实的性别现象。同样的观点、态度和处事方法，在女生们看来是“盲目”自信的时候，在男生们的眼里就是“自信”。我真的从未意识到，女性在追求成功的职业生涯道路上需要打败的第一个小怪兽，竟然就悄然生长在自己的体内。我一边看着她的书，一边有一种上班迟到被老板抓包的感觉——她在书里说的那些女性不该有的阻碍自身职业发展想法，我真的全都有过。

跟Sheryl写的年轻时候的她一样，我也很怕被别人打上“女强人”、“事业型”的标签，Sheryl曾经把秘书在她的公开日程表上写的去参加“福布斯最具权势女性论坛”的名称，偷偷改成了“福布斯女性论坛”，然后在现场跟同样来参加这个论坛的诸多女CEO们一交流，发现大家居然都干了同样的事情，甚至，在别人喊我“女律师”的时候我都会泛上一层尴尬的笑容，因为觉得这样的称谓自带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光环。虽然我是一个很玻璃心的人，但是有这种感觉真的不是因为我玻璃心，不信大家去某搜索引擎搜索键入“女律师”三个字，跳出来的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你会娶女律师做老婆吗”这个问题的链接，然后是一长串答案围绕着一个主题“千万别娶女律师！”没错，这就是本人誓死也不用某搜索引擎的原因，我就是那么小心眼！其实，我相信很多职业女性，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是想贪心地做到又能赚钱养家，又能美貌如花。有这点理想不犯法吧？可就是这样的想法都容易不招人待见，质疑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然后投来一束我们并不需要的怜悯眼神。

这个社会对于女人不应该有自己事业的偏见到底有多深刻？Sheryl举的例子真是再生动不过了。她说，这个社会在介绍一个成功男性的时候，都只会出现名词，而在介绍一个成功女性的时候，前面都会加上“女”这个形容词。想想还真是这样。比如，当人们在谈论商务部最有才的司长的时候，人们肯定是在说一位男司长；当人们在谈论金杜最牛掰的合伙人的时候，人们肯定是在说一位男合伙人；只有当加上“女”字，商务部最有才的女司长、金杜最牛掰的女合伙人……人们才会意识到主语是位女性。这个看似无关痛痒的“可反驳推定”，其实反映了一个最残酷的真相：在距离妇女具有投票权都快有100年的今天，抛开表象，我们依然还生活在一个连给女性选择自由的宽容都没有的社会里，更可怕的是，我们还被要求每天与这样的残酷现实和平相处。

除了对身处职场的女性的建议和勉励之外，Sheryl倡议所有男性同胞们一同关注男女职业发展机会平等的铿锵有力的呼声同样让我动容。她呼吁男性们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更好的伴侣。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的男性领导们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被忽视的女员工们也许能够为你的组织创造更多的价值；普通的男性同胞们需要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你们应当为你们的妻子、儿女、孙儿孙女们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可以按照他们真正热爱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法语中有个非常优美的词——“s'épanouir”，用来形容女性可以像花朵一样：努力实现一种充分舒展的喜悦状态。亲爱的女律师们，就让我们从向前一步开始，去享受充分舒展的喜悦吧！

注：作者系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