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5日在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言表示，拜登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将出现一个不确定的稳定期。中国要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情，避免四面出击，用发展的现实让别人不得不调整对中国的定位。这是把握中美关系主导权的最重要的原则。

他说，稳定期来自两个技术上的原因。一个是美国政府两党轮换的时候，超过5000位政府任命的官员要走程序大换班，同时新一届美国政府必须对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进行政策重审，这会在技术上出现差不多半年左右的一个过渡期。另一个技术上原因是，眼下中美双方的利益严重受损，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北京，都已经感觉到继续恶化的压力。

“但是，这个稳定期是一个不确定的稳定期。”杨希雨认为，不确定来自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双方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战略目标乃至政策。尽管都不想冲突，尽管美国会有半年左右的政策重审，但是战略目标是不会变的。半年之后，是不是接续原来的方向继续对抗，这是一个不确定。还有一个不确定，是中美在各自战略都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如何互动。如果像今年这么互动的话，那么这个不确定的稳定期就只是个间歇期。如果说通过不确定的稳定期，双方能够很理智地、积极地开展互动，那么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转机。

杨希雨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华政策的最大变量，是美国“两个外交轮子”的回归。美国外交始终是由两个轮子推动，一个轮子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个轮子是美国价值观。“几乎每一届美国总统都是这么干的，特朗普是个例外，他是一个少有的不重视美国价值观、只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的总统。拜登上台以后，他的对华政策标签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标签，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叫联盟，一个是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乃至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局面。虽然可能不如特朗普时期激烈，但是会更加复杂尖锐。”

他表示，中国应该跳出如何反制的思维，不能只是被动应对，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整个中美斗争，应该坚持以我为主，我打我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果把自己事情办好了，才是最大地把握住了斗争主动权。1992年后，中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浪潮，先是日本、后是欧洲、最后是美国，纷纷解除了对华制裁，因为中国市场更有吸引力了，美国开始好好地接触交流，开始了新的对华合作。

杨希雨还谈到自己的亲历感受。1990年代初，他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当时美国特别流行一个观点：尼克松访华是因为美国有求于中国联合反苏，现在苏联解体了，中国有求于美国的事情远远多于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中美关系旧有的基础没了。那时的美国甚至出现过终结对华接触的政策设想。“但是，这个在华盛顿特别流行的观点很快就消失了，没有舞台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了，改革开放做好了，经济发展做好了，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迅速成长的大国，是中国的现实改变了美国的政策思维。”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杨希雨认为不要把新一届美国政府这方面的姿态想得过分美好，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加严峻。如果说特朗普有政绩观念，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特朗普追求的是量，就是中国要尽量多买，形成中美贸易平衡，矫正不平衡。拜登强调的是质，也就是结构性问题，在结构性问题上跟中国搞更多的摩擦和对抗。

中国如何对待这些摩擦和对抗？杨希雨依然强调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中美经贸关系中所谓的结构性矛盾，包括服务贸易领域的问题，其实都与我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日程表有关。如果我们做好了，那么自然地，一些结构性矛盾就会自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