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收藏了一份珍贵的中共四大会议通知。

这份发于1924年8月31日的会议通知，文字简洁，篇幅不长，但内容不少，涉及下发范围、时间等，并要求各地汇报工作。据考证，通知的落款“锺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名，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据党史专家查证，目前尚未见到中共一大、二大、三大相关的原始文件，因此，这份会议通知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知，也成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的一件珍品。

正是从这份通知开始，全国各地994名党员推选了20名代表，来到上海。1925年1月11日到22日，在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并首次建立支部，夯实了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从一个政治小团体到全国性群众政党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的第一次“核变”。

“英文补习班”里的青年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刚过，冬天的第一场雪还未消融。

邻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的虹口东宝兴路上，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听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个老外。

在“朋友”的接应下，这些异乡来客陆续拐进一条石库门弄堂。弄堂走到底，敲开门，穿过客堂，上到二楼，朝南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大桌子和一块小黑板。桌上是一些英文讲义，黑板上写着英文单词，大大小小的凳子椅子，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没人想得到，这个小小的“英文补习班”，竟是成立3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些风尘仆仆的远方来客，正是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四大代表。那位老外，则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楼下，一位苏北阿姨边做家务，边打量四周动静，一旦弄堂里出现可疑人影，就悄悄拉响楼梯口的暗铃。楼上，20位正式代表，正对中国革命前途展开热烈讨论。

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除了46岁的陈独秀，其他与会者几乎都是青年，平均年龄29岁：意志坚强的蔡和森，气质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维汉，风度翩翩的周恩来，青春年少的阮章，还有工运领袖汪寿华、陈潭秋、李立三、项英……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内，馆长童科指着根据原建筑还原的石库门模型以及场景复原，娓娓道来。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后，工农运动和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然而，统一战线内部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和斗争也日趋尖锐。同年9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及准备提前举行全国党代会，除了希望“得到1000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和“共产国际给代表大会发来电报”，还提出“最好，您能再来一次”。

两个月后，维经斯基到上海。他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通报了中共“四大”筹备情况。

1925年1月11日到22日，中共四大召开。参会的党员代表有20人，其中14人具有表决权，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

群众路线实践的新起点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里，有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也是通常所说的“口袋书”。

这本“口袋书”的封面是竖排版，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据介绍，中共四大一共通过了14份文件，其中包括11份决议案、2份宣言和1份党章修正案，都记录在这本小小的“口袋书”里。

童科说：“这些决议，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在虹口区党史办主任王佩军看来，这些在上海虹口石库门弄堂里孕育的文字，不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初步构建了基层组织制度，也构筑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新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未能出席中共四大，正在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已在着手开展农民运动，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声势最为可观。

这次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改，强调了重视和加强党组织的建设，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同时设立了“支部干事会”，确立了基层党组织集体领导的制度。并且，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表示，中共四大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贡献，可以说是“顶天立地”。“地”，是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天”，是党的中央机构。“四大”直接涉及到总书记名称问题、职务问题。地方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称为书记，中央的委员长改名为总书记，且全党唯一。从此，党始终重视基层，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一大特点。

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已经成熟

中共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纪念馆里的一张全国地图上，陈列了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

地图显示，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是，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风暴迅速袭卷了全国，参与人数达1700万人。

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群众基础。

在纪念馆里，珍藏着中共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编。这也是中共领导“五卅运动”的机关报。“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中国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代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这样的文字，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潮澎湃。

1927年3月中旬，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五卅运动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是在中共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日渐成熟。

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看来，中共四大既是革命道路探索的过程，又是群众路线逐步实践和实现的过程。我们党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经验。“党只有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