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谷，是最秀气的主食，喜欢水、喜欢热、喜欢灿烂的阳光，爱着肥沃的土地。她从小青纯充满秀色，青春年华芬芳田野，生长成熟满身金黄，喜气洋洋。稻花是香的，米饭是香的，就是稻草也散发着清香。这就是我们的主食，大自然的馈赠，祖宗的选择。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聚集着五湖四海的人群，米饭仍然是这里的主食，各种肤色的人们也试图随乡入俗，拿起筷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喷香软糯的白米饭。

这碗好饭，传承有序，几千年了……

崧泽人，被考古界认为是上海最早的先民，在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种植水稻等农耕活动，从出土的稻谷稻叶分析，已经有了粳稻和籼稻。本世纪初，广富林遗址考古发现很多形态完整的稻谷稻米，进一步证明上海地区五六千年前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我们的邻居，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七千年前堆积的稻谷，还色泽金黄，谷芒挺直，清晰可辨。据考古鉴定，这些色泽如新的稻谷既有人工栽培水稻也有野生稻，这证明了江南地区也是原生水稻的故乡。

中国是水稻王国，也是栽培水稻的起源地。现在人类一半以上人群的主食是稻米，研究稻作历史的专家学者还在探寻到底是人类先出现在地球，还是水稻先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这个有趣又奇妙的问题恐怕也会为难发现五谷的神农。

稻谷在被人类选择为主食以前是野生的，现在南方生态好的沼泽地里还可以找到野生稻，现在的栽培稻是根据人类的口味，经过无数次的择优、培育，进化而来的。上海西南地区成陆比较早，也多地出土了五六千年前的稻谷、稻叶，自然条件也能满足野生稻的生长，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出土的稻谷，也许就是那里的先民训化野生稻的收获。农业上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就是人类驯化植物、动物，上海的先民应该也是这伟大的发明创造者之一，很早开始了粮食生产。

打开历史，春秋时期这里是吴国的属地，据说当年吴王听了伍子胥建议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国家也因此强盛起来。在司马迁看来，秦汉以前，这里地广人稀，水稻处于火耕水耨、广种薄收自耕自足的自然生产阶段，但这里老百姓鱼羹饭稻，没有饥荒之忧。

历代文人尽说江南好，赞美的只是风景，其实江南好，好在风水。这里土地肥沃，山清水秀，风调雨顺，战误也少，所以有十鹿九回头的故事。历史上战事北方比较频繁，东汉末年，北方连年混战，东吴的苏松一带相对安定，随着人口的增长，农具的改进，原来几年种一熟的水稻生产演变成一年种一熟为主，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提升，吃也讲究起来，民间生产出了一些优质稻米，其中松江产的香稻当时已经驰名北方了。传有文韬武略的魏文帝忙定称帝大事之后就惦记起松江的香米来了，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农圃四书》云：香稻，其在松江者，粒小而性柔，有红芒、赤芒之。七月熟。以三五十粒入它米数升炊之，芬芳馨美，谓之香子。又谓之香櫑。魏文帝与朝臣书曰：江表闻长沙有好米，何得比吴中香稻耶？上风炊之，五里闻香。” 这股稻香从此闻遍了大江南北，如今余香犹在。

美食产于民间，盛传于文人墨客与王公贵族之间，吃成了礼节，成了孝敬，成了一种文化。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农业生产水平已相当成熟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在当时也属于全国一流水平了，松江生产的大米在那时已经入选贡品，孝敬皇上和王宫贵族了。封建社会，贡品是给朝廷，是给皇帝和宫廷使用的，一定是全国最好的东西才能作为贡品。据史记载，上海地区唐代已种植芳香型品种“红莲稻”，唐天宝至广德年间华亭县大量稻米作为贡米运入京城长安。到了宋代，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宋绍熙年间，华亭县亩产稻谷二三石（每石75公斤），是当时全国水稻单产最高的地区，同时上海部分地区农田开始出现一年种植两熟（一般为麦子、水稻），粮食总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口也由此而多了起来。

上海古代农业起自渔盐之利，盛于稻棉种植。明清时期江南的经济繁荣，商贸活跃，棉纺织等手工业在江南市镇十分普遍，棉花种植面积在南汇川沙等土地高坑的东乡占土地面积十之七八，松江、青浦、金山的低洼地区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薄稻是传统的贡米。大米、棉布是明清时期江南海内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有一款叫箭子稻的大米在当时海内外市场很受欢迎。据《松江府志》记载：“箭子稻，其粒细长而白，味香而甘，以九月熟，稻品之最高者，即晚白稻而更胜。今海内共推江南晚米，此种尤第一。”

“苏湖熟，天下足”是南宋时期民间流传的谚语。当时松江（华亭）是苏州（平江府）管辖的一个县，上海地区自唐代建立华亭县，宋代建立嘉定县以来，田赋重于全国其他地区。明代上海人叶梦珠在《阅篇、赋税》中写到 “吾乡税甲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地方，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尤甚矣。” 当年的松江府基本就是现在上海的内陆地区，辖区面积不到苏州府的三分之一，在明代田赋为什么这么重，农业生产发达？粮棉产量高是一个因素吗？据民间传说，是明代皇帝朱元璋，因攻打盘踞在松江府的农民起义军张士诚伤亡很大，天下统一后加重税于松江，以报复当年吃败仗之辱。自己手下兵将无能，迁怒于松江，苦了百姓。到了清代松江的税负有所减轻，印证了民间传说的可能性。

稻谷滋养了一方人，一方人守望着稻田。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最美的、经久不衰的风景，是江南水乡一路稻香，是无边无际起伏的稻浪，是炊烟袅袅村头儿童的欢声笑语。

海边传来的炮声、枪声，打破了天国自给自足田园的宁静。近代上海农业首先受到西方影响的是棉花与棉纺业。价廉物美的洋布冲击了传统的纺织业，洋布渐渐取代了土布，上海地区棉花种植开始减少，盛极一时的江南棉纺也从此衰落。

稻米不是西方人的主食，也不是他们的主产，基本没有受到近代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到如今还是独立自主，安然无恙。而当年受西方贵族追捧的松江蓝花布（欧洲人叫南京棉布），现在在博物馆里也已经难觅了。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祖先选择稻米作为主食的智慧，也进一步领悟到国家领导人说“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这句话的深意，高瞻远瞩，意味深长。

民间有乱世藏金的说法，农民懂得乱世种粮的踏实。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水稻种植面积有了增长，特别是到了抗战，上海粮食紧缺，粮价飞涨，农民纷纷压缩棉花种植水稻。吃，是一定要靠自己的。

农民，千百年来一直在土地上默默耕耘的人，与土地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感情深厚，但土地从来不是农民所有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土地制度改革，上海地区1950年实行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作为上海地区主要农作物水稻种植面积也进一步扩大，达到了三百多万亩的历史新高。

上海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竞技比赛活动。1951年松江县开展群众性评选水稻良种活动，一个叫陈永康的农民培育的“老来青”种子平均亩产500多公斤，其中最高一亩亩产达到716.5公斤。陈永康与他的 “老来青”脱颖而出，一下子名传大江南北。“老来青”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也是江南地区最优质高产的稻米，曾影响几代人的味觉，当时外国人称“老来青”大米为毛泽东大米。1956年，全国劳动模范陈永康培育的“老来青”种子标本120箱，运往苏联、印度、缅甸、日本等15个国家展览。

本世纪初，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连续三年来松江指导800公斤超级稻的生产，曾多次提到上世纪五十年闻名全国的种田状元陈永康，说他是真正的农民科学家。的确，常规水稻在70年前能够取得这么高的亩产量，在水稻栽培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国家在华东地区、全国大面积推广老来青水稻品种，陈永康也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

松江在袁隆平的指导下，曾连续三年攻关800公斤亩产的超级稻，两年受台风影响，超级稻倒伏，一年亩产成功突破了800公斤，但因江南人习惯吃软糯的粳米，农民也不习惯种杂交稻，没有使超级稻在这里继续种下去。

人口的增长，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重。农民和农业科学家们想尽各种办法向土地多要粮食，比如培育高产品种、使用化肥、提高土地复种指数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了。对土地的利用从古代的几年种一熟，演变成一年一熟、一年两熟，到上世纪70年代一年种三熟（在同一块地上一年之内要种麦子、水稻、水稻三季），人苦田累。三熟制比两熟制粮食总产量也增加不了多少，土地却越种越瘦了，人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并不理智的做法。提高产量，培育优良的品种还是最根本的，陈永康、袁隆平就是为我们的主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

在“老来青”的家乡松江，高产优质大米的培育一直继续着，陈永康一直是当地育种家和农民的榜样。这几年，陈永康的同乡培育的“松香粳”水稻品种获得了全国优质大米金奖，松江家庭农场主年轻农民李春风登上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观礼彩车，这使人联想到1966年国庆陈永康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代表全国农民发言。两代农民都因为种水稻获得了国家给予的无上荣光，这是上海农民的骄傲，更是稻谷的风采与神韵。

水稻，这个古老神圣的作物，养育了农耕时代的过去，滋润着智能时代的现在。

她是大都市城边的湿地，城市的绿色之肺，高楼大厦，高铁高速，盛夏之高温，只有这一片又一片绿茵茵的稻田给城市送来阵阵清凉。

她是乡村美丽的风景，从春季到秋季，从禾苗到稻浪，稻花香里说丰年；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岂是季节更替，那是文化的积累与收藏。

她是我们的主食，不管你走到哪里，家乡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永远印烙在你的舌尖上、心坎里，使你回味、使你魂牵梦绕……也许，这就是风土，就是江南稻作文化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