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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宣布归还西非国家文物,中国敦煌流散海外的万卷文书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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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宰飞 郑子愚 2020-11-19 15:25
摘要:敦煌文化属于全人类,但敦煌文物终究有归属。流散海外的敦煌文书何时真正回归,这是历史留给世人的一道难题。

敦煌莫高窟有个奇特的参观规则:你买完门票后,并不知道自己将去看的是那几个洞窟,因为参观路线是由讲解员实时调度的。

敦煌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其中60多个向游客开放。游客数十人一组,由讲解员带领,依据洞窟年代、位置、保存状况、可观赏性,特别是当时的人流分布情况,把游客分散到不同洞窟,以免过度集中对壁画、塑像造成损害。今天将会看到什么,手持门票的游客事先并不知情。

不过有一个窟,他们是必去的,那就是第17窟——藏经洞。120年前,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引来斯坦因、伯希和等欧洲探险家寻宝,洞中4万多件文书大半被劫掠到国外,并由此生发出一门全新的学科——敦煌学。

藏经洞所在的第16-17号窟。郑子愚摄

敦煌研究院讲解员李文澜每次带游客参观藏经洞,都会讲解一遍上世纪初文物流散海外的故事。而大多数游客事先也约略知道,只是,他们站在藏经洞门口,仍然会疑惑地询问李文澜:哪里是藏经洞?

这个洞窟太知名,在中国文明史上太重要,以至于游客不相信,眼前这个不起眼的石洞竟会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外形实在和声名不匹配:它太小了,洞口只有一扇窗户见方,而且是开在另一个洞窟的内壁上,就像是墙上的佛龛,或是房间里的壁橱。“藏经洞有多大?”常有游客询问李文澜。李文澜会告诉他们:“长宽高都不足三米。”这么小,不就和一个停车库的容积差不多?

游客惊讶之余,多少有些失望。看完小小的藏经洞,游客会在洞外一块空地上留影,面前是由王道士的三清宫改造而成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这个陈列馆李文澜一般是不带游客去的,也有一些游客信步走进去转一圈,发现聚光灯光下,展出的经卷、画作都是当代复制品,下方一个个铭牌上写着真品的所在:英国图书馆、英国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曾在藏经洞了封存了约900年的敦煌文书散布在全世界。

“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在20世纪初的喟叹被镌刻在石碑上,置于陈列馆庭院中央。中国学人伤心于敦煌文物流散,更是伤心于那个文物流散的时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无力守护疆土、无力守护先人遗赠的时代。

在2020年的初冬,游客盘桓于“伤心史”的发端地。他们并不知道,莫高窟对面的一间礼堂里,一场全国性学术会议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敦煌学学者们正以一份份报告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

“伤心”不再是当今敦煌学界的主题词,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回归”。但他们也明白,敦煌文书已经流散了逾百年,中国学人已经求索了好几代,“回归”谈何容易。

文书散四方

在11月6日举行的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会议上,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向与会同行展示了两张黑白老照片。第一张是斯坦因于1907年造访莫高窟时所摄,画面右侧是形若小窗的藏经洞,洞前是一块空地。第二张是同样的一张照片,只是空地上多出了两摞经卷,每摞都有几十捆,这张照片曾经被斯坦因用在他出版的著作中。

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最近发现,第二张照片中的经卷竟然是手绘上去的,而第一张没有经卷的照片才是斯坦因当年的原图。

上图为斯坦因原照,下图中的经卷是手绘添加上的。图片来源:左图右史说敦煌

斯坦因为何要在照片上做假?研究人员还没有定论,也许是为了藏经洞的画面更直观,也许是为了让文物“买卖”显得正当、平和,也许是为了夸耀东方之旅的成果丰硕。

无论他出于什么考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以极低的代价(4块马蹄银,约200两)从看门人王道士处换取了极丰的敦煌藏品(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

斯坦因之后,东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汉文文书和不少古藏文文书、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两白银换取了数百卷文书和两尊唐代塑像;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换得300余卷文书和百余幅绢画,还窃取了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以500两银子买走570卷文书……

近年,有一种声音认为,斯坦因等人以考古之名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甚至是正大光明的事业。但只要看看斯坦因自己的记述就知道,他和王道士交易并不光明:“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坦因是花了银两从王道士手中买走那些文物的,尽管在价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却是合法合理的。其实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记》中说得明白:他对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双方约定“施舍一笔酬劳给王道士,用于庙宇修缮”。而后,王道士也的确用这笔钱去“修缮”洞窟和道观,并在1914年“洋施主”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时给他看了账目。

1909年9月,法国人伯希和在北京向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展示了他获得的部分藏经洞文书,中国学术界一片震惊。罗振玉看到《老子化胡经》《尚书》等文书时,简直无法相信。又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他随即力促清廷将劫余文书解送京师。

藏经洞藏着公元5到10世纪中国的百科万象,却意外开启于中国最动荡、最羸弱的年代。在藏经洞意外发现的同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敦煌研究者柴剑虹说:“文物保护的兴衰成败与‘国运’密切相关。包括藏经洞文物在内的大量中国文物流散的痛心篇章,只是整个中华民族灾难史、伤心史中的一篇一页而已。”

从罗振玉等人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期待着、争取着敦煌文书回归故国。

学问追上去

前些天,敦煌研究院的助理馆员付祥波邀了几位同事,一起将他新近临摹的一尊菩萨泥塑搬上了莫高窟第328号洞窟。

这个洞窟里的塑像以佛祖为中心对称排列,只是南侧缺失了一尊菩萨像——它于1924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现存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这尊塑像被运离敦煌前,华尔纳把它放在窟前拍了一张照片,体态秀美的菩萨身后站着五个衣衫褴褛的当地搬夫。

在付祥波等敦煌研究者看来,敦煌的回归首先是文化精神的回归。虽然藏经洞文书流散到了海外,但敦煌莫高窟还在,绝大部分壁画、塑像还在。从上世纪40年代敦煌研究院创立起,几代莫高窟人从未间断过对敦煌艺术的临摹。在他们眼里,临摹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而是对中国古典艺术的追寻。

付祥波今年30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他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三个年头,算是最新一代的莫高窟人。他觉得中国传统的东西特别耐看,而西方现代艺术他却怎么也“看不懂”。在游客散尽后,他常常一个人穿梭于北朝、隋、唐、五代、西夏的洞窟之间,揣摩历代无名工匠手下的线条与墨色,就如同在和古人对话,然后再把心得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付祥波所在的雕塑工作室。郑子愚摄

付祥波正在临摹第328窟里的一身菩萨像。这尊塑像端庄典雅,满是盛唐气象。反观自己的临摹品,付祥波总是觉得缺点唐代的气韵。他说,回溯敦煌艺术还有很多路要走。

把临摹的菩萨塑像从第328窟搬回工作室前,付祥波突发奇想,模拟百年前美国人华尔纳的旧照,把临摹作品放在窟前,五位同事并排而立,按照当年的构图复刻了一张照片。一个世纪的光阴似乎消弭在两张照片间,这尊菩萨塑像似乎从未离开过。

这尊塑像被运离敦煌前,1924年,华尔纳在把这尊塑像被运离敦煌前,放在窟前拍了一张照片,后面是五个搬夫。

付祥波和同事模拟百年前美国人华尔纳的旧照,把临摹作品放在窟前,按照当年的构图复刻了一张照片。图片由付祥波提供

敦煌的回归是艺术的回归,也是学术的回归。上世纪80年代,曾有日本学者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后来,这句话又演变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无论敦煌学“在日本”还是“在国外”,这个说法都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学人。而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说法似乎又不无道理。

日本学者池田温曾在《东方学报》上发表书评,挑出了中国出版的《敦煌资料》中300多个错误,据说当时中国学者一边念一边哭。那时候,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敦煌文书,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为了让敦煌学回归中国,几代中国学人几乎是含着泪在努力。前辈学人向达为抄录流散海外的敦煌文书,于1935年到达英国,他在英国博物馆东方部阅读敦煌文书时,受到种种刁难,只能接触很少一部分。

他在1936年2月从伦敦寄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于看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员为翟里斯,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

但向达在欧洲抄录得非常仔细,将每件文书都做了卡片,以文秀的小楷记下文书的一切特征。此后又转向法国。他从英法博物馆中逐字抄回的资料,竟有几百万字。

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赴国外考察敦煌文书的条件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回忆,上世纪90年代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时,善本部只有八把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从开馆到闭馆,他只带一块巧克力充饥。

经过几代学人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在敦煌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举世公认的研究成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说:“敦煌研究的一些标志性成果,比如文书的图版和释文,都是由中国人完成的。不管哪国学者,做敦煌研究都要用图版和释文,它们是基础。”包括郝春文在内的大多数敦煌研究者都认为,如今中国已经掌握了敦煌学的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落后局面已彻底改变。在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敦煌,因为莫高窟在我们这里,他们搬不走。”

数据流回来

初冬的敦煌,夕阳还照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明月已越过山巅,悄悄爬上了中天。

这个时节,敦煌研究院的摄影师熊业腾总爱在莫高窟对面找个小山包,架起照相机,拍摄皓月下闪亮的悬崖和石窟。有时候,他会遐想: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在这里开凿第一个洞窟的时候,看到的也是同一轮月亮,一瞬间就是一千多年,月亮不变,只是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一百多年前,当斯坦因趁夜运走几十箱文书的时候,照着牛车队伍的,还是这轮月亮。日复一日地东升西落,月亮似乎也在等待敦煌文书回归。

明月与莫高窟。郑子愚摄

不久前,熊业腾刚刚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举办的一期流失文物回归培训班。近些年,有关文物回归的话题在民间很热,但熊业腾和业界、学界人士都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涉及一系列法律、公约、国际关系,同时也关联微妙的道义、情感因素。文物回归难题非在朝夕之间可以破解。

从现实出发,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们正在谋划一个当下更切实可行的方案——数字化回归。

数字化回归有别于实物回归,可以看作一种虚拟回归。这一方案计划通过国际合作,对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做数字化采集,建设敦煌藏经洞文物数据库,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实现资源全球共享。

数字化后,原物的材质、尺寸、色彩、完残程度等都有可能逼真还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数字化高清影像不仅可以在屏幕上观看,将来还可以制作复制品用于实物展览。敦煌研究院在本地文物数字化方面已有30余年的经验。2016年“数字敦煌”数据库上线,免费向全球共享30个洞窟的高清影像资源。

莫高窟第341窟-数字化采集现场。图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数字化回归已经有了不错的开端。2015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中国国家图书馆赠送馆藏全部敦煌文献高清数字化资源,实现了法藏东方文献的数字化回归。中国国家图书馆于2018年3月5日在线公布。敦煌研究院还计划与英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一一谈判,取得它们所藏敦煌文物的高清影像。

国宝何时归

敦煌文化属于全人类,但敦煌文物终究有归属。流散海外的敦煌文书何时真正回归,这是历史留给世人的一道难题。至今,敦煌文物回归仅限零星个案:1997年日本人青山衫雨委托其子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八件敦煌档案文献,2009年新加坡友人袁旔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数件敦煌档案文献。但国家和机构层面的系统回归方案仍未见端倪。

学者柴剑虹认为,海内外应当求同存异,放眼未来向前看。他说:“向前看,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向前看,如果我们这一代未能解决这道回归难题,也应坚信后人会比今人更聪明,会用更加睿智的办法来圆满地解决它。”

上月,一则新闻让全世界曾经遭受文物洗劫的国家看到了曙光。主角依然是法国:法国国民议会全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归还部分来自西非国家贝宁、塞内加尔的文物,以履行总统马克龙早年的承诺——将非洲文化遗产归还给非洲。名单里虽然没有敦煌,但人类的文明和良知毕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李文澜每天带领游客参观没有经书的藏经洞,路过只有复制品的陈列馆。一百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有朝一日,她的讲解词里或许可以加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敦煌文书回归故里,而陈列馆里的复制品也可以换成真品。

题图来源: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郑子愚摄 编辑邮箱:zaifei@jf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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