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倪乃先住在北京东交民巷。

这座外表普通的13层楼房里，住着不少中国外交界的名人及他们的后代。在这里，她的父亲倪征燠度过了97年人生的最后岁月。

倪乃先说一口北京话，显得爽朗麻利。她说，今年是他们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的整整60年。我问：“您还能说上海话吗？”她立刻转换成标准的上海话，说：“怎么会不记得，我和父母在家里一直说上海话的。”

倪征燠先生是苏州黎里人，夫人张凤桢是地道的上海人，家就住在老城隍庙旁边。在“东京审判”中，倪征燠中途加入支援，以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的身份出庭，舌战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团，最终扭转不利形势，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战犯送上绞刑架。

“东京审判”是倪征燠人生与事业的高峰，但不是唯一的。用“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的话来说，倪先生的后半生是享有“剩勇”，中方检察官向哲浚的儿子向隆万说得更直白：“倪先生的下半辈子很辉煌。”

从东京归来后的55年，倪征燠这位中国法学界泰斗级人物，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岁月？

(东京审判现场)

(东京审判庭审现场，中间为倪征燠)

拒赴台：“我父亲说不去台湾，共产党也需要正直的司法人员，而且我是一身清。”

高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从东京回来的？

倪乃先：他到1948年12月份回来的。我父亲不是正式的检察官，是检察组首席顾问，他在最后阶段还参与了有关中国部分判决书的起草工作。

高渊：他回来后，先去南京述职？

倪乃先：是的，去司法部。当时我妈准备跟着大舅他们走，去台湾。而且已经把我外公接到了上海，准备一起走。

但后来决定不去了。一是我外公说他不去，已经70多岁了，年纪太大了。二是我爸认为，共产党也需要正直的司法人员，我一身清，一点都没有顾虑，我能找到工作的，教书也可以。所以，他马上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当了法律系主任、教务长。

高渊：他在建国初期做什么？

倪乃先：当时很困惑。先是思想改造，然后就是院校调整，所有私立学校都经历调整。当时搞了一个17所私立大学的联合办公室，就设在东吴法学院，我父亲当了二把手，一把手不来的，他就天天在那儿上班。

到了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了，父亲到了同济大学，让他当图书馆主任。当时同济大学一直在传要搬家，说要到西北，也说到新疆。而且，同济没有法律专业，他自己在同济大学也觉得很另类，李国豪教授跟他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同济里面唯一的法律教授。

高渊：他有没有感到无所事事？

倪乃先：他开始自学俄文。我父亲是很识时务的，他看到整个国家往苏联一边倒，觉得必须学点俄文，而且他觉得自己有这个精力，当时不过40多岁，完全能够学会。

他解放前住在上海法租界，那里有俄国礼拜堂，他在那儿已经学过俄文，所以有一点基础。他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上海俄语广播学院的结业证书。然后马上现学现卖，给同济大学一年级学生教俄文。

高渊：但现状和此前的想法还是有差距的。

倪乃先：是的，他当初决定留在新中国，是想继续从事法律教育工作，这里是有差距。但不能说事与愿违，只能说有差距，没有发挥法学专长的空间。

忆审判：“我父亲步步紧逼，把土肥原的律师和证人问得哑口无言。土肥原很狡猾，干脆放弃了当庭亲自辩护。”

高渊：你父亲当年在家里，会经常说起“东京审判”的往事吗？

倪乃先：他讲得很少，后来在海牙当法官的那几年，他才慢慢跟我讲一点。

高渊：去东京之前，你父亲担任什么职务？

倪乃先：我父亲是苏州人，他从小特别喜欢看公案戏，立志要学法，当一名清官。到了1928年，他从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考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只用了一年就拿下了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想想，这个速度实在有点惊人。

回国之后，他先后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国际法，还当律师，然后就去了南京的司法部工作，后来当过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推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个人去了重庆，担任过重庆地方法院院长。

高渊：你父亲不是第一批去东京的，他是去支援中国检察组的吗？

倪乃先：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方因为证据不足，难以使土肥原、板垣等十恶不赦的战犯伏法，中方首席检察官向哲浚回国求援，要求再派几位得力的人去东京。

我父亲是1947年春节后去东京的，他当时考察欧美法律体系刚回国不久，本来想静心写作的，但一听到这件事，立刻就动身了，身份是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

高渊：你父亲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倪乃先：英美司法的特点是保护被告者，“东京审判”中的被告不仅有日本律师团，主导审判的美国还为被告指派了美国律师。我父亲到达东京后，就和同事赶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以日本人自己保存的材料来指证他们的罪行。他还去当时的北平收集日军罪证，找到当年被日本人谋杀的吴佩孚的夫人，拿到了第一手证据。

高渊：后来当庭质询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都是你父亲出庭的，为何是首席顾问走上前台发问？

倪乃先：我后来问过高文彬先生，他当时是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现在还健在。小高叔叔说，因为倪先生的思维各方面都跟得上，他的诉讼能力和技巧都摆在那儿的，他和向哲浚配合得非常好，最后是集体完成了庭审辩论。

还有一点，我父亲是苏州人。很多人都说，别看苏州人说起话来软软的，但经常是绵里藏针。

高渊：很多后人评论说，你父亲的庭审质询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

倪乃先：当时，我父亲步步紧逼，把土肥原的律师和证人问得哑口无言。土肥原很狡猾，干脆放弃了当庭亲自辩护，就是想避免被我父亲进一步盘诘。我父亲想了一个办法，决定在随后板垣征四郎的庭审时，把两个人的罪证一起提出。

我父亲质问板垣，当年跟你一起商定军事计划的，是不是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第几排第几人，板垣说是，这样土肥原就逃不掉了。

高渊：看到他亲自质问的土肥原和板垣都被判处绞刑，你父亲是怎样的心情？

倪乃先：我父亲晚年谈起“东京审判”时，仍然很激动，他说：“如果不能拿住这两个元凶的话，我们只能集体跳海了，就没法回国见江东父老了！”

赴北京：“父亲在同济大学食堂吃饭，人事部门来找他，说一会儿跟你谈一下，才知被调到外交部了。”

高渊：1956年，你父亲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倪乃先：对，当时外交部遇到一个事情，有一艘日本船在中国领海出没，需要懂国际法的人一起参与处理。周恩来让外交部推荐几个人，经过一番评审以后，认为我父亲的历史比较清白，可以直接用，就决定调我父亲去北京。

高渊：你父亲觉得意外吗？

倪乃先：我听他说，那天他正在同济大学的食堂吃饭，学校人事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过来跟他说，一会儿跟你谈一下。我父亲也不知道什么事，想谈一下就谈一下。到了办公室才知道，北京来调令，调他去外交部工作。记得是那年4月20日上的火车，今年正好是我们全家来北京的第60个年头。

高渊：进外交部以后，他主要做什么工作？

倪乃先：他为外交部写了英美司法制度的考察报告，因为当时很多干部不知道外国人怎么处理案子的。另外他还带年轻徒弟，同时接几个案子，他跟交通部、司法部的人交往很多，大家一起商讨案子，全部是涉外的。

高渊：你父亲在1957年的境遇怎么样？

倪乃先：那天春天，外交部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很多人在提意见时，都说得比较激动，尤其是被雪藏的那些人。我父亲的发言还比较温和，他在座谈会上主要讲了三个抢救，就是抢救人、抢救书和抢救课程，主要意思是要重视法制建设。

随后运动转入了“反右”，但我父亲还好没被划为右派，只是受到了批评。

高渊：这之后他在外交部的工作还正常吗？

倪乃先：他一直在外交部，工作受到的影响不大。应该说，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和周鲠生和刘泽荣两位老专家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主要讨论我国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问题。

我父亲他们几个专家提议，一些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领海宽度，是因为他们想凭借他们的实力侵犯其他国家的海洋资源，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领海宽度应该12海里甚至更宽。这个意见被采纳了，我父亲也很受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视频剪辑：黄晓洲  题图来源：搜狐  图片编辑：苏唯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